The Weather Underground (2002)
這是一部紀錄片，描寫1969年至1970年代的反越戰、反美國帝國主義的學生團體及其活動。他們視自己為革命者，稱呼自己「Weathermen」，以「Bring the War Home」一口號帶領學生反戰人士上全國各街頭抗議。
在發現抗議活動的無力之後，他們開始考慮更激烈的活動，在一次失敗的爆炸策劃中，他們不但失去了三位成員，並且因此引起聯邦政府的重視，名列調查局頭號通緝犯，不得不開始過者隱姓埋名的日子，這一群約十多人的團體也改稱自己「The Weather Underground」。
他們開始一連串「不傷及無辜」的爆炸活動來表示對美國政府的抗議，他們炸燬的，大多數是具有象徵性的政府機關或是利益團體。然而在十年的逃亡後並隨著越戰的結束，這個團體也漸漸分崩瓦解，成員們一一現身投案，幸運的是，由於當初聯邦調查局的調查方式有誤，大多對他們不利的證據都無法在法庭上成為合法的證據，多數成員們皆無罪重新回到社會上，成家立業，有些至今仍積極地參與著政治方面的活動。唯獨David Gilbert因之後一件政治因素的運鈔車搶案而被判七十五年至終身的徒刑，目前仍在紐約州的一處監獄裡受刑。
這是一部製作完整且發人深省的紀錄片，並且揭露了美國政府少為人知的殘酷血腥的一面。看著這部片，想著正在上演中的伊拉克悲劇，令人感慨萬千…
(本文取自 http://www.wretch.cc/blog/andantino&article_id=1887551)
(以下文章摘自「反叛的凝視：他們如何改變世界」 by 張鐵志。)
「嗨，我現在要宣讀一份戰爭宣言……在接下來的十四天，我們將攻擊代表美國各種不正義的象徵或制度。 」
1970年三月，在這個靜謐優美的紐約格林威治村街道，一棟美麗房子轟然一聲發生爆炸。這是六零年代美國激進學運組織「氣象人」(Weatherman)的成員在房中製作炸彈時意外引爆的，三人當場死亡。這場爆炸把六零年代的學運帶向了黯淡的尾聲，但卻不是氣象人故事的終點。
這一年，氣象人向世人宣布了上面這份宣言，並轉化為「地下氣象人」(the Weather Underground)。他們立志要推翻這個世界的一切壓迫與不義，要和黑人以及第三世界的解放運動站在一起，要在地下用炸彈進行游擊戰。 1969年他們組織了第一場暴力抗爭行動「憤怒的日子」（Days of Rage），但對這群白人中產階級青年更大的震動，是一名二十一歲的年輕黑豹黨領袖Fred Hampton在家中被警察擊斃。當黑人運動的領袖不斷面臨死亡威脅時，他們卻能由於他們的白色肌膚而免於警察最赤裸裸的暴力，因此他們決定以暴制暴來對抗不義的國家機器。
從1970年起，在國會山莊、國務院、五角大廈、法院、國民兵總部、大企業總部，他們進行了十數起爆炸案件。
「在一個暴力的時代，看著你的國家在別人的土地屠殺無辜的人民，如果什麼也不做，只是繼續享受你的中產階級舒適，這本身就是一種暴力的行動」。這是他們的信念。只要美國的人民不對這個體制和政策提出抗議，他們就是帝國主義的共犯。
2002年秋天，當年英姿勃發的運動領袖真誠地回首過去。有人感到悔恨：「如果你認為你有一個至高的、絕對的道德立場，那麼這只會帶來危險。」有人則認為那些行動在那樣的環境下並不算極端。而唯一仍在服刑的David Gilbert則相信他們所做所為並沒有錯，但是他願意負起服刑的責任：「如果歷史能夠重來，我會再做一次，但是會做的不同，做的更聰明。」
但他們都承認，暴力並不是最有效的作法。正如當年著名學運領袖、地下氣象人成員 Mark Rudd在影片中的反省：「當時我們的確正確地掌握了美國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事實上今日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暴力的帝國主義。但是這個知識太過於龐大，以致於我們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如何去回應和解決。」
這或許是地下氣象人對我們最大的思想遺產：暴力之外，我們該如何改變不義的體制呢？
地下氣象人一直不相信組織工作。原本六零年代最大的學運組織「民主學生會」(SDS)在氣象人奪得權力後就徹底瓦解。而當其他人沒有響應他們號召的街頭抗爭行動「憤怒的日子」，他們唯一的結論就是大家都被體制收編了，因此只能靠他們幾個人的暴力革命來摧毀美國帝國主義。
諷刺的是，他們自認支持與結盟的主要對象，黑豹黨，卻與他們有完全不同的運動觀。黑豹黨認為改變世界必須透過對民眾的長期組織和動員，而在黑人社區提供窮人小孩免費早餐、給予社區民眾政治教育，希望一點一滴地改變人民想法，以賦予弱勢者力量（empowerment）。
地下氣象人並不是沒有學到教訓。在他們化暗為明後，他們也開始瞭解到草根組織的重要。
他們繼續為了理想主義而向前奔跑。
當年宣讀地下氣象人戰爭宣言，並名列FBI十大要犯的Bernardine Dohrn，現在是美國名校西北大學法學院教授，並主持「兒童與正義中心」，關心性別、教育與家庭的改革。她和她先生、也是另一位氣象人成員Bill Ayers，仍然積極參與當地各種社會運動。回首當年，Dohrn認為當時應該讓婦女運動和反戰運動之間建立更強大的連結；Ayers也強調應該他們更擴大結盟，而不是每次在運動方向轉彎時就出現大分裂。
另外一個充滿戲劇性人生的成員是Kathy Boudin。1970年氣象人意外自爆紐約格林威治村的房子後，她險而逃生，並在地下氣象人紛紛自首後繼續參加另一個暴力革命組織。在1981年她參與一場搶劫案，造成包括警察在內的三人死亡而入獄。
十二年的地下逃亡生涯，使她在那段期間只相信一些偉大的革命理念，但卻和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脫節。因此入獄之後，她要從抽象的理念中回到最根本的行動：幫助身旁的獄友。她創立愛滋病諮詢計畫，教獄友識字、唸書，提倡並改革獄中的教育制度。她甚至從事關於愛滋、教育和性別的學術寫作，並在發表哈佛教育期刊上發表論文。
而她入獄時只有四個月大的兒子，被託付給另外兩個氣象人Dohrn和Ayers扶養，現在是耶魯大學學生，不僅拿到非常榮譽的羅德獎學金，也成為新一代的激進社運工作者。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