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ter the end of history”

原始出處: http://www.opendemocracy.net/debates/article.jsp?id=3&debateId=137&articleId=3496

譯文出處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CulturalWorkshop/academia/modern%20society/ms16.htm)

好吧! 給 "福山" 一個說明的機會....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89年在文章中提出“歷史的終結”命題，在1992年出版著作《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出版社：時報文化) 中對該命題展開詳細論述。2006 年福山在後記裏回顧了他的觀點如何經受了批評和政治變遷等四個挑戰。

　自17年前我的論文“歷史的終結？”首次發表以來，遭到了可以想象到的方方面面的批評。《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的第二版給了我機會重新表述這個命題，回答一些我認爲最嚴肅的批評意見，反思自1989夏天以來世界政治的新發展。

　首先讓我談一下“歷史的終結”是什麽。這個詞當然不是我的首創，它來自黑格爾（GWF Hegel），或者來自更熟悉的馬克思。黑格爾是第一個歷史循環論哲學家，認爲人類歷史是個連貫的，演化的過程。黑格爾認爲演化作爲人類理性緩慢展開的過程，最終導致人類自由的擴展。馬克思的理論主要建立在經濟基礎上，認爲生産方式改變人類社會如從猿猴，到狩獵，到農業，到工業。歷史的終結因此是現代化理論提出的問題，是詢問現代化過程將最終走向哪里？

　從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到20世紀末期間的許多有進步思想的知識份子相信歷史會有個盡頭，歷史發展的過程最終在共産主義的烏托邦時代徹底結束。這不是我的觀點，是馬克思的觀點。我首先指出的最簡單的觀點是從1989年事件來看這種歷史終結不大可能發生。人類歷史進程的方向好像不是指向共産主義，而是指向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民主。

　除了建立在自由和平等雙原則基礎上社會之外，好像再也沒有需要演進的更高級社會形式。偉大的俄裔法國黑格爾學者亞歷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非常調皮地說歷史在1806年就終結了，那年拿坡侖在耶那-阿爾斯泰特（Jena-Auerstadt）戰場打敗俄國君主，把法國革命的原理帶到了黑格爾的德國角落。此後發生的事情只是回填，因爲革命原理已經在世界上變成了普遍承認的原理了。

　問題的提出

　許多觀察家把我和我從前的導師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相提並論，他在《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構》（The Clash of Civilis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世界發展模式。我認爲在某些方面可能過分誇大了我倆解釋世界的觀點。比如我贊同他文化仍然是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如果不考慮文化價值你是無法取得政治和社會發展的。

　但是我們之間有根本的區別。是認爲啓蒙中産生的價值觀念和機構是潛在的、普遍性的（如黑格爾或馬克思的觀點），還是認爲這些是局限在某個文化視野內的東西（如後來的哲學家如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馬丁•海德格爾（and Martin Heidegger））。亨廷頓顯然相信它們不是普遍性的。他認爲我們西方非常熟悉的政治體制是西歐基督教文化的副産品，根本不能在超越這個文化的地方生根發芽。

　所以要回答的關鍵問題就是西方的價值觀念和體制是否具有普遍性的意義，或者僅僅代表了當前居於強勢地位的文化暫時的成功。

　亨廷頓非常正確地指出現代世俗自由民主的歷史淵源在於基督教，當然這個觀點不是他的首創。黑格爾，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和尼采等都指出現代民主是基督教中人的普遍尊嚴的教義的世俗版本，現在已經被理解爲不帶宗教色彩的人權政治主張。在我看來，這個歷史視角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不過，雖然現代自由民主紮根於這個特定的文化土壤，是否就意味著自由民主無法擺脫特別的文化根源的背景，對於生活在非基督教文化的人們不具有任何意義了呢？現代技術文明所依賴的科學方法好像因爲偶然性的歷史原因出現在早期現代歐洲的歷史的某個時刻，建立在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和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的思想之上。但是科學方法一旦創立，就成爲人類共同的財富，不管你是亞洲人，非洲人，或者印第安人都可以使用。

　因此，關鍵問題是我們是否認定作爲自由民主的基礎的自由和平等原則是否具備普遍性的意義。我相信這是對的，歷史演化的總的邏輯解釋了隨著社會的進步，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在不斷增加。這不是如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的嚴格形式，而是一系列推動社會演化的深層力量，告訴我們這個演化過程的盡頭比開頭有更多的民主。

　鬥爭

　馬克思、黑格爾意義上的“歷史”的來源最終依賴於科學和技術。科學是積累性的，我們並不定期地忘掉科學發現。而經濟世界中正好相反，因爲技術構成了經濟生産可能性的地平線，而且保證了蒸汽機時代和農耕時代不同，電晶體和電腦時代和煤炭鋼鐵時代不同。科學發展解放了生産力，並推動了現代資本主義、技術解放、現代市場經濟觀念的産生。

　經濟發展滿足了人們普遍的渴望，提高了生活水平。在我看來，證據就是簡單的人們用腳來投票的方式。每年貧窮落後的國家中成千上萬的人想方設法移民到西歐，美國，日本，或者別的發達國家，因爲他們看到富裕國家比貧窮國家爲人們提供幸福生活的可能性更大。儘管有些盧梭式的理想家想象著生活在狩獵時代或農耕時代比當代的洛杉磯更幸福，但是真正願意這樣生活的人畢竟很少。

　生活在自由民主國家的願望最初並不像生活在經濟發達的國家的願望這麽普遍。事實上有很多極權國家如當今的中國和新加坡，或者皮諾切特將軍（Pinochet）領導下的智利在經濟發展上都非常成功，但是成功的經濟發展和民主制度的增長之間有強烈的相關關係，這個現象最初由偉大的社會學家西摩•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觀察到。這種強烈的相關關係有很多的原因。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超過6000美元的水平後，就不再是個農業社會了。很可能出現擁有財富的中產階級，一個複雜的公民社會，高程度的精英和大衆教育。所有這些因素都傾向于推動民主參與的程度，因而産生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體制的要求。

　現代化過程的最後一個方面是文化領域。人人都希望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推動民主政治進程。但是在現代化過程的盡頭，沒有人希望文化同一性。事實上文化認同的問題作爲報復要殺回來。亨廷頓是正確的，當他說我們決不會生活在一個文化同一的世界，一個他稱爲達沃斯人（Davos Man）的全球文化。事實上，我們不希望生活在建立在美國化基礎上的全球共同的文化價值。我們要生活在擁有各自共同的歷史傳統，宗教信仰，和其他構成日常生活的共同記憶的特定文化中。

　當代自由民主國家包括美國的生活是這樣的，文化或者團體身份不斷被確認，重新確認，有時候被憑空捏造。這是一個現代自由主義創造性理論家沒有爲我們提供多少有用的指導的地方。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都主張自由派多元主義的核心問題是個人對於國家履行的自主選擇，但是在現代自由社會裏，個人組成文化上的群體，以團體權力對抗國家權力，限制了團體內的個人選擇的空間。

　這種情況可能以一種相對溫和的形式出現，如說法語的加拿大人批准魁北克的學生都教發法語，也可能以更嚴厲的形式出現，如歐洲伊斯蘭分子主張伊斯蘭教義高於法國或者荷蘭法律。國家的選擇是把這種自由派多元主義解釋爲有責任保護個人或者保護團體。如果是保護團體，那麽人們願意容忍的團體對於個人權力的限制有哪些。

　對於這個問題的全面考察不是本文要談論的問題。自由社會很少是完全嚴格和死板的，在保護個人權利不受團體權利，多元文化主義，雙語主義或者團體認同的別的形式損害方面，它已經成爲美國或別的西方民主國家的公共政策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多數自由社會都明白團體認同（group recognition）破壞寬容和個人權利的基本自由原則。正如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解釋的，自由主義無法做到對不同的文化絕對公平，因爲自由主義本身反映了某些價值觀念，必須拒絕非常不自由的某些文化群體的價值。

　世俗政治的基本原則已經成爲現代化過程的一部分，基本上是出於實用的原因。在基督教歷史上，教堂和國家是兩個分開的機構，這和伊斯蘭教的情況不一樣。但是政教分離從來不是必然的或者徹底的。在中世紀末期，每個歐洲的君主主宰其臣民的宗教信仰，宗教改革後的教派衝突導致一個多世紀的血腥戰爭。

　現代的世俗政治因而並不是自動的誕生于基督教文化，而是通過痛苦的歷史經驗中獲得的東西。早期現代自由主義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地說服人們有必要把宗教對於最終目的的討論從政治領域中剔除出去。這是西方一直在進行的鬥爭，我相信伊斯蘭世界現在正處於這個階段。

　一個誤解

　正如本文開頭所說的，“歷史的終結”首次提出後遭到多方面的攻擊。這些批評的大部分基於簡單的誤解。比如有些人認爲我相信某些事情將不再發生。這裏我不想討論這樣的批評，因爲如果這些批評者閱讀了我的書後就可以避免出現誤解。

　但是我不想澄清的是關於流傳廣泛的誤解認爲我是在主張美國式的歷史終結，一個學者稱爲“鈴兒響叮噹的勝利”（jingoistic triumphalism）。很多人認爲歷史的終結就是美國的世界霸權的縮寫，不僅在思想和價值領域，而且通過實施美國的權力命令世界按照美國的利益運行。

　這真是天大的謬誤。任何熟悉科耶夫和他的歷史終結理論思想根源的人都明白歐盟比當代美國是這個概念的現實世界的更好的表現。和科耶夫的觀點一致，我主張歐洲聯盟這個工程實際上爲歷史終結的時候的最後一個人建造作爲家的房子。歐洲人的夢想---多數德國人都這樣想---超越國家主權，超越讓軍事力量成爲必要鬥爭的強權政治，（關於這點，隨後詳細討論），美國人則相反，對主權有傳統的理解，對他們的軍事力量而自豪，喜歡國慶節的愛國遊行。

　現代的自由民住建立在自由和平等這兩個基本原則基礎上。這兩者永遠關係緊張，平等如果沒有國家對個人自由的強大干預就不能最大化的實現，如果沒有社會不平等的各種惡劣的形式就不能無限制地擴張自由。因此，任何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必須在這兩者之間尋求妥協。當代的歐洲人傾向于犧牲自由爲代價追求平等，而美國則相反，因爲紮根於他們個人歷史的原因。這些只是程度上的差異，並不是原則上的不同。儘管在某些方面我更喜歡美國的方式，但是這更多的是出於實際的觀察和個人興趣，而不是原則的問題。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對這個樂觀主義的演化情景的許多挑戰中下面四個是最讓人難以招架的。第一，伊斯蘭作爲民主的障礙；第二，民主在國際關係上産生的問題；第三是政治的自主性問題；最後是技術發展難以預料的後果。下面我就按順序逐個來討論。

　伊斯蘭

　尤其是2001年9-11襲擊以來，許多人主張現代民主發展的可能性和伊斯蘭作爲宗教之間存在根本的緊張關係。毫無疑問，如果你放眼世界，會發現整體的民主發展模式有個明顯的伊斯蘭例外，不論是在拉丁美國，歐洲，亞洲，甚至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因此人們說伊斯蘭教義中有些東西，比如政教合一，成爲民主推廣難以逾越的文化障礙。

　在我看來，伊斯蘭作爲宗教本身不大可能産生問題。世界上的所有主要宗教體系都是非常複雜的。基督教從前（不久前）還被用來爲奴隸制和等級制度辯護，現在我們把它看作支援現代民主的東西。宗教教義在不同時代的人看來，具有不同的政治解釋。在這點上，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乃一丘之貉。

　當今穆斯林文化的國家的政治制度千差萬別。在穆斯林國家中有些相當成功的民主國家如印度尼西亞，1997年危機後成功從獨裁國家轉型爲民主國家，土耳其自從二戰結束後斷斷續續維持了兩党的民主制度，馬里，塞內加爾，還有其他國家如印度都有大量穆斯林人口。而且，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都經歷了快速的經濟發展，所以伊斯蘭作爲民主發展的障礙並不是必然的。

　阿爾弗萊德•斯傑潘（Alfred Stepan）指出在亨廷頓所謂的1970到1990年代民主轉型的“第三次浪潮”的民主化大趨勢中真正的例外實際上不在穆斯林國家，而是阿拉伯國家。阿拉伯的政治文化中有些抗拒民主的因素。具體的因素是什麽可以爭論，但是很可能是文化因素而不是宗教因素，比如部落宗族制度。世界面臨的當代挑戰無論是極端伊斯蘭主義還是聖戰主義（jihadism ），它們都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宗教的，文化的或者文明的。

　正如法國社會學家奧利維埃•羅伊（Olivier Roy）和羅亞•波羅曼德（Roya Boroumand）和拉丹•波羅曼德（Ladan Boroumand）指出的，極端伊斯蘭最好被理解爲政治意識形態。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創立者薩義德（Sayid Qutb）的著作，或者基地組織（al-Qaida）內的本拉丹（Osama bin Laden）和他的同夥利用關於國家，革命，和暴力美化的觀點，這些根本就不是來自真正的伊斯蘭傳統，而是來自極端左派或者極端右派的激進意識形態。也就是說來自20世紀歐洲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産主義。

　這些特別危險的主張並沒有反映伊斯蘭教的任何核心主張，而是利用伊斯蘭達到政治目的。它們在許多阿拉伯國家和歐洲的穆斯林中間非常流行，因爲在這些社區中存在的深深的疏遠和冷漠感。因此極端伊斯蘭主義不是某些傳統伊斯蘭文化習慣的重新復興，而應該看作現代身份政治的産物。它的出現正是當傳統的文化身份被現代化和多元民主秩序破壞，造成一個人的內心自我和外在社會實踐的分離。

　這就是爲什麽這麽多的極端伊斯蘭分子如9-11襲擊的組織者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殺害荷蘭電影製片人梵高(Theo van Gogh)的兇手穆罕默德•布耶裏（Mohammed Bouyeri）在西歐都被激進化了。現代化自開始就創造了異化因而産生反對現代化的力量。在這點上，當今的極端伊斯蘭分子是跟隨無政府主義者，布爾什維克，法西斯主義者，和更早時期的德國恐怖組織巴德爾—邁因霍夫集團（Baader-Meinhof gang）成員的後來者。

　現在的問題是極端化的和充滿敵意的穆斯林是否有足夠強大的力量威脅自由民主本身。很明顯，現代技術給了他們捷徑搞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在早期的恐怖分子來說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政治伊斯蘭到現在爲止沒有強大的領土基礎，伊斯蘭掌握政權的國家諸如伊朗，沙烏地阿拉伯，阿富汗，蘇丹等並沒有吸引人的經濟和社會記錄。

　伊斯蘭追求進步還有其他的解釋，以一種方式確保鬥爭的大部分局限在穆斯林世界之內。作爲外來的威脅，它好像遠遠趕不上共産主義對社會的挑戰，因爲共産主義不僅是具有全球性的吸引力，而且和強大的現代國家聯繫在一起。

　自由民住未來的更大問題是民主社會的內部矛盾，尤其是像法國和荷蘭這些有大量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國家。歐洲在融合文化上獨特的少數民族方面從總體上看不如美國成功。第二代第三代歐洲穆斯林不斷增多的暴力活動表現出了比魁北克或者蘇格蘭民族主義者提出的要求更黑暗的身份政治的一面。

　惱怒的，未被同化的文化上的少數民族在多數人社區産生的強烈抵制，造成多數退回到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身份認同上。阻止這個螺旋最後進入所謂“文明的衝突”就需要政治領導人的克制和正確的判斷，這些不是現代化過程本身就自動保證獲得的。

　民主

　我的“歷史的終結”假設的第二個重要的批評是關於國際層面的民主問題。當我寫自由民主構成最終的政府管理形式時，我是說民主在民族國家的層次上。我沒有想象通過國際法超越民族國家的主權創造一個全球性的民主的可能性。

　但是這正是自從2003年伊拉克戰爭以來提出的一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了歐洲和美國的分歧。在過去的十年裏，全球化的反對者也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們認爲生活在不同社會制度下的人在互動過程中出現了民主赤字，即跨越國家邊界的責任追究制度國際化。這個問題尤其嚴重因爲在當代全球化體制下美國的規模和影響力足以讓它用各種方式影響全世界，但同時不受源自其他地方對美國産生的相反方向的影響。

　歐盟工程的部分內容就是超越民族國家，另一方面，美國傾向於相信合法性或者合法行爲的來源是主權下的憲政民主（sovereign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歐洲和美國的觀念源於各自的歷史傳統。歐洲人認爲主權民族國家是集體自私和民族主義的來源，是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根源。歐盟工程就是要用一系列的規範，法律，和組織取代強權政治。美國人則相反，他們對於民族國家合法使用暴力的經驗津津樂道。

　剛開始美國獨立戰爭對抗英國王權，接著通過血腥的內戰造成60萬人傷亡，消除了奴隸制度，保證了美國的團結，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均被看作道德上的十字軍東征，兩次把歐洲從兩個不同的極權暴政中解放出來。

　歐洲人認爲超越民族國家規範的需要在理論上無疑是正確的。沒有理由認爲主權下的自由民主在處理和別的國家的關係時不會犯下嚴重濫用權力的行爲，甚至對自己的同胞也是如此。美國的誕生就是伴隨著奴隸制的缺陷。多數派認可奴隸制而且寫在憲法裏。亞伯拉罕林肯在1858年和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辯論的時候曾引用美國憲法中規定的平等原則來駁斥奴隸制度。但是儘管超越民族國家的某種形式的民主在理論上是可能的，在我看來，要實現這個工程存在無法克服的實際上的障礙。成功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真正政治社區的存在，他們擁有共同的基本價值觀和組織。共同的文化觀念産生信任和潤滑劑，或者說公民相互之間的情誼。國際間的民主幾乎是不可想像的，如果考慮到涉及到的人民和文化的多樣性。美國人對根據政治共識在多樣化的社會中尋找集體行動的多數國際組織如聯合國的厭惡和不信任看法部分反映在國際層面上的集體行動的緩慢和低效率。

　要解決效率問題就需要權威的代表和果斷行動的執行機構。但是世界願意把這個權威交給誰呢？這個權威在缺乏像民族國家內部權力分配那樣的監督制衡機構的情況下如何安全地實行呢？即使歐洲這個基本擁有共同的文化和歷史傳統的地方，對於歐盟工程也有嚴重的猶豫和爭論，事實上一個單一的歐洲民族國家肯定嚴重削弱成員國的主權。

　因此，我們不大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超越民族國家的階段，因爲合法性是民主權威的根本來源。替換全球政府，我們將滿足於全球管理，也就是說部分國際組織推動在國家間的集體行動，創造國家間某種程度的責任追究制。一個自由的國際秩序既公正又可行的需要建立在不是單一的，包羅萬象的，全球機構，而是多種國際組織的集合，這些組織根據功能議題，區域，或者具體問題而成立。這樣的國際秩序正在成立過程中，但是該領域還有大量建設性的工作要做。

　政治權威

　“歷史的終結”關心的第三個問題是我所說的政治的自主性。正如上文指出的，經濟發展和自由民住之間有相關關係，民主制度鞏固在人均GDP相對高程度的情況下更容易些。但是問題是如何剛開始推動經濟的發展呢？這是困擾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問題，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南亞，中東，拉丁美洲。

　經濟發展並不僅僅是好的經濟政策推動的，還需要國家保證法律和秩序，財産權利，依法治國，政治穩定，這樣人們才願意投資，開發，經商，國際貿易等。比如印度和中國這些年裏利用全球化的優勢，首先要求擁有一個能幹的國家認真創造條件迎接全球化的經濟。

　中央政權強大的國家不是想當然的在發展中國家。我們經歷的21世紀的政治中的問題是和貧窮國家裏沒有強大的中央政權有關。而不是20世紀常見的過分強大的國家政權。20世紀主要是被強大的國家政權支配如納粹德國，日本軍國主義，前蘇聯，它們過於強大。在21世紀，更典型的問題來自索馬利亞，阿富汗，海地，這些地方的政府沒有足夠的權威維持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基本的法律秩序，更談不上民主制度的創立了。

　因此我們面臨的問題有兩個方面。在發達國家，歐洲面臨人口衰落造成的福利國家的巨大危機，和難以承受的權利和規定。但是在發展中國家缺乏保證經濟發展的國家政權，因而成爲産生衆多問題如難民，疾病和恐怖主義的土壤。因此，兩個世界有著不同的議題：發達國家中的政府規模的削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的加強。

　我們面臨的特別挑戰是我們不知道如何在貧窮的國家裏建立強大的政治機制。這個難題的部分答案是發展，不管是經濟的還是政治的，從來不能由外來者進行。這個過程必須由瞭解該社會習慣和傳統的內部的成員推動，他們對發展過程擁有長期的責任。外來者只能提供必要的協助。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在很多方面是相互獨立的過程，雖然兩者正如前文說的，在某些方面相互影響。

　我們需要的就是《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個人》沒有提供的，是獨立於經濟之外的政治發展理論。國家形成和國家建設，在歷史上是如何發生的，暴力的作用，軍事競爭，宗教，更寬泛的觀念，自然地理環境和資源的影響等，爲什麽它首先發生在世界的某些地方而不是別的地方，這些都是需要展開的更大的理論的內容。亨廷頓在《變化的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幫助破壞了現代化理論的最初版本，通過假設政治衰落的理論，主張衰落就像發展一樣是可能的。在過去的三十年裏確實存在政治上的衰落，其中的根源需要系統的探索。

　以多種不同的形式出現的對“歷史的終結”假說的最後一個挑戰是關於技術的。被技術進步推動的歷史進程是否有可能最終被技術進步所吞沒。對這種可能出現的場景的描述多得數不清。從2001年9-11事件之後展現在美國人面前的情景就是使用核武器或者生化武器進行恐怖活動的可能性。雖然自從廣島遭受原子彈襲擊以來核毀滅的陰影一直存在。今天的不同情況是暴力手段的民主化，少數的，不受國家控制的團體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的前景是環境方面的。如果全球變暖的某些可怕預言是正確的，改變氣候變化的限制使用産生二氧化碳的調整措施恐怕已經太晚了，或者調整過程本身是破壞性這麽大以至於殺死下技術金蛋的經濟鵝。

　技術

　第四個挑戰是我在書《後人類的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後果》(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2002)中寫的內容。也就是說我們從生物學上操縱自己的能力，不管是通過控制基因組，或者通過精神藥物，或者通過未來的認知神經科學，或者人的壽命的延長等將給我們提供社會改造的新途徑，因而産生新形式的政治的可能性。

　我選擇專門撰寫技術未來是因爲它的威脅不像核武器或者氣候變化帶來的威脅那麽明顯。技術進步的可能的糟糕後果或者非人性化的後果和諸如人們普遍渴望的擺脫疾病或者長壽等緊密相連，因此更難阻止。

　對於這些技術未來的任何一個的可能性我都沒有什麽有用的觀點可提供，我不是預言家或者“未來學家”。從以前的經驗來看，技術進步已經産生了減弱技術本身産生的消極後果新的可能性，但是沒有足夠的理由說這種情況總會出現。

　更寬泛的說，我對人類發展的歷史觀點一直是虛弱的決定論的，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強烈決定論不同。我相信有個籠統的歷史趨勢朝向自由民主，我認爲有些可以預見到的挑戰。本文中提出的四個挑戰是未來一些年裏我們可能要面對的最迫切的問題。虛弱的決定論意味著在面對歷史趨勢面前，政治家，政治，領導人，和個人選擇等都對歷史發展的實際後果産生關鍵性的影響。

　比如，現代技術帶來的機遇和風險必須被社會當作挑戰，通過政策和機構來對付。因此，未來真的比經濟，技術和社會前提可能顯示的更加開放。選民投票決定的政治選擇和不同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做出的選擇將對未來的自由民主的力量和質量産生巨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