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立國與教育
歷史中，海洋一直被認為是天險阻隔，故歷史是侷限於陸地為舞台的事件交迭。台灣四面環海，東部是浩瀚的太平洋，南面隔巴士海峽與菲律賓相望，西部為台灣海峽，北部為東海。對臺灣而言，從明鄭到現在，海洋的天險，阻隔了來自臨近強權的軍事進攻。海洋天險的存在也影響了我們對環境的態度及人民的性格。導因於過去政治戒嚴的鎖國時代與相關科技發展的不足，多數的台灣居民對海洋的認知仍停留在遙遠、陌生、危險、神祕的境地。戒嚴時代，海岸是管制的，人民接近海洋的權利受到限制，造成民眾對海洋心理與生理的恐懼與疏離，再加上中國的傳統文化是農業社會安土重遷的大陸型文化﹐歷史上的中國人幾乎從未想過要發展海洋事業。諸此種種造成即使國際早有海洋經營與保育的潮流，如一九九二年在巴西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上提出了二十一世紀議程，一九九四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正式生效，一九九七年聯合國訂為國際珊瑚礁年，一九九八年聯合國訂為國際海洋年，二○○一年在巴黎召開了全球海洋會議，但是台灣目前對海岸線地景的經營或管理與海洋資源保護或利用，反映了台灣居民目前對海洋的無知、恐懼與疏離，更不用說文化視野中被灌輸建立在農業的基礎上，安土重遷而比較封閉、保守、靜態的大陸文化。
很諷刺的是台灣之所以進入歷史時期，是因為十六世紀世界的海洋時代來臨，使台灣被納入世界史的系統。所以生活、經濟的型態來看的話，三、四百年來的台灣社會有著非常濃厚的海洋文化性格。所謂海洋文化性格，是相對於大陸文化而言。它是比較具有流動性的、開放性的、多元性的、包涵性的，反映在生活中較具有濃厚的商業根性，這也印證由中小企業為主力以外銷導向所造成的台灣經濟奇蹟。事實上二十一世紀是第二個海洋世紀。因為科技的進步使得人類利用海洋的夢想能夠實行。再者聯合國大會在1994年海洋法公約中明訂，「…國家管轄範圍以外的海床和洋底區域及其底土以及該區域的資源為人類的共同繼承財產，其勘探與開發應為全人類的利益而進行，不論各國的地理位置如何…」，另一個概念是:地球上有「公海」的存在，卻無「公地」的事實，如果是在陸地上﹐有百分之一的土地被外國窺伺或佔領，成為爭議領土，國民的危機感早就升到沸點。但是不能控制海洋領土﹐卻不能擁有其資源。2005年9月聯合國世界領袖會議上也討論了海洋政策問題，導致臨海國家紛紛調整國家海洋政策以面對新世紀的挑戰:2004年年底，美國總統成立的海洋政策委員會並向美國國會提交《21世紀海洋藍圖》的海洋政策報告;2004年12月17日，美國總統發布行政命令，公布《美國海洋行動計劃》，落實美國《21世紀海洋藍圖》的政策。 2001年7月，俄羅斯制定《俄羅斯聯邦至2020年海洋政策》﹔9月，俄聯邦政府成立俄羅斯聯邦政府海洋委員會。2002年，加拿大也通過《加拿大海洋戰略》，2005年頒布了《加拿大海洋行動計劃》。2005年10月，法國總理決定成立海洋高層專家委員會，負責制定今後10年的海洋政策。英國於2005年組織專家對“英國海洋狀況報告”進行審議，並即將出版《海洋法令》。2000年以後，日本出版各種海洋政策文件，擬訂“21世紀日本海洋政策”。2006年2月6日，日本學界又推出了“二十一世紀海洋政策建議”。 中國於2006年中國共產黨的第十六屆人大會議提出“實施海洋開發”的戰略部署，與《全國海洋經濟發展規劃綱要》確立了中國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目標。除此之外，其他沿海國家也開始重視海洋事務得發展，如，澳洲成立了“國家海洋辦公室”﹔荷蘭和巴西成立了部門間海洋委員會﹔越南成立了國家海洋事務協調委員會﹔菲律賓成立了內閣級海洋事務協調委員會﹔韓國成立了海洋和水產部，印度尼西亞成立了海洋與漁業部。事實上各沿海國政府莫不積極聲張其海域主權，而且日趨重視永續海洋的資源保護與保育工作，前述這些與海洋有關的國際事務及議題可以看出，發展中國家海洋概念還在從傳統思維的漁撈、航海、納污等功能導向，而工業國家將海洋轉換為人類未來生存發展的資源庫，這些國家在設立專責機構的同時，也逐步開始重視海洋政策，制定海洋發展策略，以建立在國際合作發展和競爭中的後備戰力。
台灣發展海洋國家所具有的優勢，若以馬漢（A. T. Mahan），於「海權論」（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中提出的某些概念，應是以陸域為生活主體的民眾必需認識「土地幾乎總是造成阻礙而海洋幾乎總是開放的平原。」，故被認為是天險阻隔的海洋卻是臨海國家發展的契機，因為「一個國家的海岸線是其疆界的一部份；凡是一個國家，其疆界易於與外界接觸者（在此一情形下即指海洋），其人民便較容易向外發展。與外面的世界相交往。」，海洋國家的人民指標「一個國家人口的總數。與海岸線總長度的比例，具有極大的重要性。…不僅是籠統的人口總數，而是指其人口中在海上生活，或至少有志於前赴海上工作的人數。」。資料顯示台灣人口二千三百萬人，海岸線總長度是一千六百多公里，所管轄的領海面積有十七萬多平方公里，土地面積是三萬六千多平方公里，沿海面積是領土面積的4.72倍。台灣對海洋事務的進程在行政組織上: 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行政院首度召開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共組成海洋策略組、海域安全組、海洋資源組、海洋產業組、海洋文化組及海洋科研組六個工作小組。二○○四年五月二十九日，陳總統在行政院座談會上指出：「台灣做為一個海洋國家不但是客觀事實，更應該成為每一位國民自我的認知。台灣四面環海，但海洋絕不是足跡的終點，也不是限制我們的界線，海洋是視野無限的延伸，以及迎向未來希望的憑藉」。二○○四年十月十三日行政院核定「國家海洋政策綱領」。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行政院「海洋委員會」座談會說帖，新的「行政院組織法」將設「海洋委員會」主要業務包括: 總體海洋政策、海洋國際事務、海洋科技、海洋人才培育、海岸管理政策之規劃、推動與協調。故成為海洋國家是台灣地區未來發展的方向。民間中，要走向海洋，國民必須有意願與習慣，有適應海洋的知識和能力。沒有海洋精神與文化，進而沒有海洋能力是不想離開陸地去海洋發展的原因。教育是快速強畫此目標的方法。美國海洋政策委員會於2004年四月完成的報告，提出多項建議，目前正徵求各方評論和建議。其中，包括應建立總統的海洋諮詢委員會、加倍海洋研究投資和強化海洋教育等。
教育是改造國力與國民基礎工作，教育的成敗攸關整體國家的發展與提升，故海洋文化的重塑是台灣地區未來發展海洋國家是否成功的關鍵。討論強化海洋教育，自宜了解教育與社會變遷的關係。歸納而言，教育與社會變遷的關係，共有三種：第一，教育反映社會變遷的事實；第二，教育成為社會變遷的基礎；第三，教育成為社會變遷的動因。在技術方面，教育就常反映社會變遷的事實。例如技術進步改變原有的職業結構，職業及技術教育制度便隨著更張。在經濟方面，為了提升經濟發展速率，一個社會必須從事相關的教育改革。這種教育改革直接促進經濟發展，間接形成經濟發展所欲獲致的社會變遷，如社會流動的加速與開放社會的形成。教育便是形成社會變遷的基礎。在價值及意識型態方面，教育則常成為社會變遷的動因。技術面上，教育可分為正規教育與周邊教育，前者指納入學制系統的教育方式，後者指經由環境塑造非學制系統的教育方式。目前在正規教育體系與傳統升學主義下，台灣地區有關海洋的教材內容與課程訓練，可說相對不足，目前國小教科書中關於海洋環境的概念大約佔百分之2.67左右，國中佔百分之3.15左右，高中佔百分之4.67，大專院校除特定系所並無強制有關海洋教育通識的開設。近年來臺灣地區高等教育發展的特徵之一，即功能需要導向的工科型或技術型大學院校大量設立。但高等教育“專門化”相對的削弱了基礎教育的質量。目前有關海洋的專業教育和海事從業人員的培育機構，大學方面，計有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師範大學、國立嘉義大學、中央警察大學、海軍軍官學校、國立高雄海洋科技術大學等設有海洋相關系所和研究單位。海洋的技術學院及專科學校部分，目前已設有私立中國海事商業專科學校和國立澎湖海事技術學院等學校四技的航業、漁業學群。在高等教育方面，以往多著重於基礎科學等應用科學領域人才的培育，新興的海岸管理及觀光遊憩，雖在部分學校亦有成立相關學程或系所，但總體來說，有關海運、漁業、海洋法政和整合管理等專業領域高級人才的培養，仍有待加強。基層級的高級職業學校有省立基隆、蘇澳、澎湖、台南、東港海事水產職業學校，省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省立鹿港高級中學、國立金門農工職業學校及國立馬祖高級中學的水產養殖科、水產製造科及水產經營科。可見，目前我國海洋的基礎教育較側重於科學和技術的層面，有關海洋認知與環境方面的課程，規劃仍未健全，更不用說海洋文化內涵的導入。
在周邊教育方面主要由傳播媒體、文化出版、休閒遊憩、民俗節慶、社會活動等所塑造的生活情境，由生活經驗進而內化成為刻板觀念，行而外是生活態度與行為習慣。不過若要成就海洋國家，最終的目標是大眾觀念與習慣的養成，不是職訓班式的技能導向養成。
反方 1
台灣當局的“海洋立國”站不住腳
中國國際廣播電臺 作者：徐冰川
9月15日，台灣“行政院”通過組織架構調整方案，不但要裁撤“陸委會”，還規劃設立“海洋委員會”。這個被形容為“海陸大火並”的調整，引起了島內各界的猛烈抨擊。輿論認為，台灣當局設立“海洋委員會”的實質，就是要落實民進黨一再鼓吹的所謂“海洋立國”的“台獨”理念，是推動“去中國化”的重要步驟，將給台灣民眾帶來深重災難。那麼，台灣當局推行的“海洋立國”到底是什麼東西？“海洋立國”能否說得通呢？
“台獨”分子為了要將台灣地區與祖國大陸割裂開來，“獨立建國”，多年來提出了五花八門的口號。其中一個就是“海洋立國”，亦即強調“台灣是一個海島國家”，與中國沒有什麼關係，甚至跟亞洲大陸都沒有什麼關係。為此，1996年“台獨教父”彭明敏代表民進黨參加第九任“總統選舉”時，就打出了“海洋國家，鯨神文明”的“競選”主軸，並將其“競選”徽標設計為一條橫臥在海洋上的鯨魚。呂秀蓮明著接過了所謂的“海洋立國”大旗，2000年5月14日，還沒有就職，她就迫不及待地跟“新內閣”座談宣稱，發表所謂的“海洋立國”的宣言，兩年後，她跑到龜山島，首次提出設立所謂“海洋事務部”的設想。“陳呂配”贏得2000年的“總統大選”後，又接過“海洋立國”的口號。當年5月14日，“新政府”尚未就職，呂秀蓮就在與“新內閣”座談時宣稱，她要向大家提出“海洋立國”的口號。2002年5月19日，呂秀蓮又跑到宜蘭縣外海的龜山島，發表所謂“海洋立國宣言”，並首次提出設立“國家海洋事務部”的設想。在今年“總統大選”過程中，呂秀蓮在她寫的《海洋立國世界島——台灣大未來》中登峰造極地鼓吹“台灣是環太平洋國家之一，是一個典型的海洋國家，而不是從屬於中國大陸的邊陲島國”！
與言論相配合的是台獨分子和台灣當局的一系列行動：一是向民眾灌輸所謂的“海洋”意識；二是加強與環太平洋國家的交流，試圖成立所謂的“民主太平洋聯盟”；三是在組織結構上落實所謂的“海洋立國”。今年3月31日，臺“行政院”首度召開“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共組成海洋策略組、海域安全組、海洋資源組、海洋產業組、海洋文化組和海洋科研組等六個工作小組，並計劃在6個月內完成近、中、遠程的“海洋事務政策規劃發展方案”，設想在“修憲”過程中，推動成立“國家級”的海洋事務專責機構——“海洋事務部”。台灣當局如此勢衷地追捧“海洋立國”有非常明確的動機：一是企圖以此凸顯“台灣主權獨立”。第二，杜撰所謂的“台灣民族和文化”；第三，以所謂“海權”與祖國大陸相對抗。然而，台灣當局不論是從自然地理條件、從歷史上、從法理上，還是從民族情感上來說，鼓吹“海洋立國”都是不符合任何情理的。
從自然條件看，通過科學考證，過去台灣和祖國大陸的福建是連成一體的，是一塊陸地，後來因為自然地理的運動，造成海水的侵入，在台灣和大陸之間慢慢地形成一道海峽。今天台灣的山脈走向就是從東北到西南，我們大陸的山也是從東北到西南的走向。在地源上台灣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從來就沒有以鄰居的主體地位與大陸共存過。據台灣史學家考證，台灣與大陸的土地，本是同一結構，台灣初為半島，後因地層變動，局部下陷，形成了台灣海峽，台灣便成了四面環水的海島。戰國初期成書的我國最早的一部歷史地理書《尚書·屬貢》，就有關於台灣的記載：“淮海惟揚州……島夷卉服，厥長篚織貝”。島夷就是指台灣。同時，兩岸古地質學和考古學者也認為，台灣本與大陸連成一體，在第三紀因為喜馬拉雅造山運動才形成台灣島。到第四紀，地球高緯度地區廣泛發生了冰川作用，在距今200萬年(或160萬年)至一萬年前，冰河期和間冰期以十數萬年到數十萬年的間隔輪替。在4次冰河期和間冰期的作用下，台灣海峽的海平面曾大幅度升降，台灣與大陸也隨之4次相連，4次分離。地球最近一個冰河期的結束髮生在距今一萬八千年至一萬年前，當時氣溫逐漸上升，使海平面也跟著上升，到距今六、七千年左右時，其高度已與現在相等，台灣島遂以當今的面貌出現在祖國大陸的東南沿海，成為我國大陸架的一部分。 從法理上來看，依據國際法院1969年歐洲北海大陸架劃定案例，“大陸的主權界限之劃定，應符合沿海國家陸地領土自然延伸的原則”。因此，從國際法上講，台灣無疑屬於中國領土。
從歷史和法理上看，中國在歷史上對台灣長期實行有效的管轄權是有目共睹的。史書正式記載大陸與台灣關係的情況始於西元230年，《三國志》載：是年吳主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七萬人，遠征夷州，俘虜數千人而還。從此開始了我國對臺澎的經營。隋朝時期，隋煬帝曾三次派人去台灣，對台灣實施管理，南宋乾道七年(1771年)，泉州知州汪大猷曾遣軍民屯住澎湖。元朝時期，加強了對台灣和澎湖的管轄，1291年，元世祖忽必烈派宣撫使楊祥、禮部員外郎吳志鬥“招諭”台灣。1335-1340年間，元政府在澎湖設巡檢司，管理其庶政，隸屬於福建泉州同安縣。明代，朝廷為了守土抗倭需要，加強了台灣一線的國防防衛。明朝末期政府在正式公文上開始使用“台灣”之名，在此期間，明軍分別於1604年和1624年，將入侵澎湖的荷蘭軍隊驅逐出去，保衛了國家疆土的完整統一。到了清朝，清政府進一步將台灣劃為一個省，清政府對台灣的治理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1895年台灣被日本佔領，日據時期，日本在實施專制的殖民統治同時，極力推行所謂同化政策。1919年，日人出臺所謂“內地延長主義”，又稱“同化主義”，即強令台灣地區的各種措施都要與日本國內看齊，使台灣的經濟與教育制度很快被日本同化。其中，日本在臺所實施的殖民地教育，其核心內容，就是要切斷台灣人民與祖國大陸的血脈聯繫。用日本人自己的話說，即台灣地區的教育，是“將作為中華民族的台灣人，同化於日本為其根本方針。”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抗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在臺宣揚所謂“忠君(天皇)愛國(日本)”意識的同時，又極力推行所謂“皇民化”運動，也就是日本化運動。即不僅在台灣強制普及日語、禁用漢語、禁演漢劇，而且極力推行日本化的生活方式，強化“皇民”的思想教育，迫使台灣青年接受日本國民訓練。這種長期的“日本化”的運動，不僅在台灣人民心中造成巨大的心靈創傷，也確實異化出一些“皇民”餘孽，他們數典忘祖，忘記了自己的家鄉，也忘記了祖國的歷史和中國的傳統文化。然而，1945年日本投降後，被日本殖民統治50年之久的台灣重歸中國版圖，中國政府重新恢復對台灣行使主權，台灣仍被看作中國諸省中的一個省。在1949年以後的蔣氏父子治臺時期，儘管與祖國大陸存在爭奪“中國代表權”的所謂“法統”之爭，但從未放棄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縱觀整個中國歷史，台灣自古至今都是中國的地方行政機構，從未以“國家”的面孔出現過。
從民族情感上來說，就連呂秀蓮本人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來大陸訪問，參觀了大陸的許多地方後都不得不承認，台灣沒法從大陸獨立出去，因為誰提台灣分裂出去，大陸人就“翻臉”。所有華人都不容許以漢族為主體的台灣地區（漢族佔98%）從祖國版圖分裂出去。台灣雖在《馬關條約》下割讓給日本，但它卻無法改變台灣同胞的民族精神與愛國思想；從台灣淪陷開始，這種‘血濃於水’的故國之思，便源源不絕的以各種方式錶現出來，著名的北埔事件、林杞埔事件、羅福星革命、六甲事件、餘清芳事件、霧社事件，都是台灣民眾抗日的重要事件。中華文化中的崇高、維護國家統一的思想，凝結著中華民族世世代代血濃於水的深情，寄託著中華民族生死與共，福禍相依的理念，決不能容許任何人玷污與褻瀆。
綜上所述，所謂“海洋立國”無非就是台灣當局為了搞“台獨”而提出的一個沒有任何根據用來欺騙的話。這種無力無知的內容也被民進黨拿來大談特談，也證明陳水扁當局也確實在客觀的歷史與民族感情上等等方面找台獨得藉口有些黔驢技窮了。
>反方 2
日本是東方「海洋立國」論的元祖
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所長 許介鱗
日本在明治時代有一位戰略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脫亞論」，主張日本應將亞洲當作殖民地而加入歐美列強的陣營掠食，這就是日本為什麼要「脫亞」的具體論點。依此「脫亞論」，日本侵略亞洲大陸，但未及蠶食亞洲內陸，即向海洋亞洲伸展，終於與海軍霸權的美國爆發太平洋戰爭，落得戰敗無條件投降。
明治時代日本還有一位藝術家岡倉天心，提出「亞洲是一體」（Asia is One）的理想，至今尚被日本文化界津津樂道，很多不希望日本再捲入戰爭的人士，紛紛提出「亞洲共同體」或「亞太共同體」的主張，強調協力合作的重要。
在美蘇對抗的冷戰終結之後，日本也開始摸索要何去何從？199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的輿論界和學術界興起「海洋立國」的論調，主張日本作為島國，應自覺為「海洋國家」，不要重蹈從前侵略經營亞洲大陸的覆轍，而積極向海洋亞洲進取。這種想法最初由已故高坂正堯教授的『海洋國家日本的構想』所提出，1998年日本智庫「日本國際論壇」舉辦「海洋國家日本：其文明和戰略」研討會，編輯成『21世紀日本的大戰略—從島國走向海洋國家』。其後，日本綜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員川勝平太，主張日本要以海洋聯盟對抗不斷膨脹的中國大陸，2003年著『太平洋經濟圈史』，從海洋資源理論化「海洋立國」論。
黑潮文化圈暗藏「大東亞共榮圈」
對於海洋亞洲，日本有人稱這是「黑潮文明圈」傳統。依日本人的觀念，所謂黑潮是沿日本列島的近海流向的暖流，呈現黑藍色。黑潮從菲律賓邊緣，流經台灣以及西南島嶼東側，到達日本列島的太平洋岸，即日本千葉縣的犬吠崎外海，然後轉向北美洲西岸，是一股亞熱帶環流。有些日本人認為，這是自古以來日本人的源流，日本人是乘著黑潮從南方渡來。
如將這個黑潮文化圈的流向倒轉過來構想，明治時代以後的日本帝國，就是從九州向南方的黑潮逆行進軍，先吞併琉球，其次佔領台灣為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參戰獲得太平洋上的德國領地島嶼，日本經略都收到很好的成果；從此發現黑潮文化區域跟日本有一共同的特點，都屬於「黑潮文化圈」，日本應向南方發展比較好。從此「南進論」變成日本的主調，最後日本雖然想要拉攏菲律賓、泰國、緬甸、印度等成立「大東亞共榮圈」，共組一個自給經濟圈，來對抗美國的海上霸權，終於不敵而投降。
拓殖大學教授引導台灣「海洋立國」幻想
台灣的文化思想最喜歡模仿，有人稱台灣只有模仿文化、複製文化、copy文化。日本有一位拓殖大學教授池田憲彥，到台灣宣傳「海洋立國論」。池田將亞洲分為大陸亞洲(Continental Asia)、海洋亞洲(Oceanic Asia)、內陸亞洲(Inner Asia)三部分，他認為不應該將亞洲看成一個共同體，應以3分論對待亞洲。所謂「大陸亞洲」是指中國、韓國等；「海洋亞洲」則指日本、台灣、菲律賓、印尼等；「內陸亞洲」指蒙古、西藏、新彊、科索夫等地域。依其論調：這三個地區的地理、文化和民族性，最接近日本的是「海洋亞洲」，其次是「內陸亞洲」，跟日本最敵對的是大陸亞洲；所以從戰略上考量，他主張日本應該跟「海洋亞洲」交往，其次跟「內陸亞洲」交好，而對「大陸亞洲」的中國、韓國，採敬而遠之的對抗策略。
美國有一位學者杭廷頓（S.P. Huntington），對冷戰後的世界戰略提出「文明衝突論」，池田教授的「海洋立國論」恐怕只會墮落為「文明衝突論」的亞流（epigone）。在美國領導的冷戰時期，亞洲陷入韓戰、越戰的「熱戰」，因此美蘇的冷戰終了以後，亞洲人民渴望「和解」和平，不再希望「對抗」戰爭。
池田教授所代表的日本親美派學者和防衛、戰略專家，提倡日本與「海洋亞洲」結成聯合體，強化日美同盟關係，這樣可以保障日本的海洋運輸能力以及確保日本的海洋資源。
日本的「海洋亞洲」戰略，在亞洲只有台灣最配合。台灣有前總統李登輝說日本的殖民統治時代真好，釣魚台是日本的；現任副總統呂秀蓮也呼應日本的「海洋國家論」，跑到宜蘭縣的龜山島宣言「海洋立國」，任憑日本海上保安隊肆無忌憚的欺負宜蘭縣南方澳的漁民，而不敢吭聲。
「海洋立國」的國防資源在哪裡？
目前的亞洲情勢，不是傾向美國就是傾向中國大陸。日本的策略是向美國一邊倒維持日美同盟，將來如果中美關係從「戰略的競爭關係」發展為「戰略的夥伴關係」，日本只好選擇「海洋亞洲」戰略，這是日本未雨綢繆的夢想。
日本在衰退之後即使選擇「海洋亞洲」，恐怕已經不能保持日本在東南亞的領導地位；東南亞各國也不會完全依賴日本，日本頂多變成「海洋亞洲」中的一員而已。在1960-80年代日本以政府援助（ODA）領導東南亞的時代已經過去了，1990年代以後日本債台高築而吝嗇得很，東協各國都在自力更生了。
日本的『海洋亞洲』，東南亞國家不配合，也沒有市場，因為「海洋立國」時，真不知道國防資源在哪裡？日本的論調，僅僅台灣最唱合，台灣連漁業資源都可以打馬虎眼，讓日本佔有而歡喜不已；日本的海洋資源越擴張，台灣的海洋資源就越縮小。台灣模仿的「海洋立國」，恐怕只是一場空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