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的正確性」是個奇怪的詞，尤其當它出現在社會科學，或者公共議題的批評與討論時。即使在學術圈內，「正確性」也還是個相對性的概念，因學科的文化特質與時代而變易，沒有跨學科、跨時代的統一認定。
以前數學以為自己是絕對不會錯誤的「嚴格科學」，非歐幾何的出現顛覆了數學家的自信，胡塞爾（Edmund Husserl，1859-1938）因而在拿到數學博士學位之後開始思索數學與人類精確概念的基礎，最後發展出現象學。David Hilbert（1862-1943）以為他可以用 formalism 取代掉數學中所有的直覺基礎，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以為數學可以全部化減為邏輯問題，Kurt Gödel（1906-1978，當代最偉大的數學天才）卻證明了數學裡頭有無法被化約的直覺基礎。今天，數學已經不再是「絕對不會錯誤的科學」。
台灣一度風行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主角中的 Rudolf Carnap（1891-1970） 一度是美國哲學界無可匹敵的英雄，他否定所有不滿足 verifiability principle 的學術，要求將它們全部從學術殿堂裡下架；Hans Reichenbach（1891-1953）更一度悍然要求傳統哲學必須向科學學習，改為 scientific philosophy。這一幫人被美國哲學大老 Willard V. O. Quine（1908-2000）邀請到美國奉為上賓，後來 Quine 自己駁倒了 verifiability principle。我不知道現在全世界還有哪個大學在教邏輯實證論──除非是當作不要緊的哲學史插曲，或者用來警告後人別太過度自信。
數學、物理和分析哲學紛紛出了問題，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上半頁，數學的 principle 紛紛變成 axioms，理工學院傳統的 constitution law 和 governing law（the Law of God that governs heavenly bodies）紛紛變成 principle, theorem, hypothesis。人終於從人的錯誤裡學會謙卑，不再自以為懂上帝的旨意，不再自以為自己絕不會錯而不容異己的理論。十九世紀末被稱為「危機時代」，胡塞爾最常講的演講題目是「X X X 的危機」，海森堡說他念博士時每天早上打開報紙都在找尋物理定律被推翻的消息。
離開理工學院與哲學系，學術圈內更是風風雨雨。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發表了《西方的沒落》，引起學界議論紛紛。他的觀念極具啟發性與革命性，卻也引來許多有意義和無聊的駁斥。湯恩比（1889-1975）發表《歷史研究》，指控史賓格勒過度簡化歷史、扭曲史實；不過，湯恩比的下場也沒比較好，他成為專史作家的箭靶，痛到不得不呼籲史學家「要把鼻尖抬高到高出堆積如山的史料」。也許要到那時候，他才知道通史作家必然有錯，而史賓格勒在談的是史觀，不是史實。1939年，牛津史學泰斗 R. G. Collingwood（1889-1943）出版 An Autobiography，批判牛津哲學的 Green's school（一群喜歡挑傳統「觀念論」哲學家毛病的教書匠），同時批判把史學當狹義實證科學的傳統史學方法與觀念，主張史學研究的最終目標是理解人的行為動機，並提出「問題與答案的邏輯」作為新的史學方法，希望史學可以從對知識與文件的關懷回歸到對人的關懷，從 science 回歸到 humanity（人性的實證科學），讓歷史成為道德學與政治學的實證基礎。
離開理工學院與哲學系，學術圈內更是風風雨雨。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發表了《西方的沒落》，引起學界議論紛紛。他的觀念極具啟發性與革命性，卻也引來許多有意義和無聊的駁斥。湯恩比（1889-1975）發表《歷史研究》，指控史賓格勒過度簡化歷史、扭曲史實；不過，湯恩比的下場也沒比較好，他成為專史作家的箭靶，痛到不得不呼籲史學家「要把鼻尖抬高到高出堆積如山的史料」。也許要到那時候，他才知道通史作家必然有錯，而史賓格勒在談的是史觀，不是史實。1939年，牛津史學泰斗 R. G. Collingwood（1889-1943）出版 An Autobiography，批判牛津哲學的 Green's school（一群喜歡挑傳統「觀念論」哲學家毛病的教書匠），同時批判把史學當狹義實證科學的傳統史學方法與觀念，主張史學研究的最終目標是理解人的行為動機，並提出「問題與答案的邏輯」作為新的史學方法，希望史學可以從對知識與文件的關懷回歸到對人的關懷，從 science 回歸到 humanity（人性的實證科學），讓歷史成為道德學與政治學的實證基礎。
進入廿世紀末，學界紛爭益加嚴重。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稱呼法國思想家傅科（Michel Foucault，1926-1984）「He has had strong influence not only (or even primarily) in philosophy but also in a wide range of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tific disciplines.」如果你在社會學界而沒聽過他大名，很多人會懷疑你根本沒去社會系上過課。不過，Wikipedia 關於「Michel Foucault」這個條目的「6.1 Criticism」節裡條列了一堆對他的批評，最大宗的是「Philosopher」，歷史學家也沒缺席。據說，劍橋大學曾有一堆學者連署要授予 Michel Foucault 榮譽博士學位，卻被歷史系教授以「著作中史實經常錯誤」為由否決。21世紀了，劍橋大學竟然還是有一堆人搞不清楚「思想」和「知識」的差別（傅科對學術界的貢獻是思想和方法，而不是知識的細節），我為此以母校的頑固份子為恥。
這是個多元的世界，學術界以遠比過去更多元的方式（且新穎而富有創意）在捍衛與執行學術界最根本的使命「破除成見與愚盲，捍衛正義，促使社會更進步」。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肯定法國思想家德西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的解構主義是「..... deconstruction works towards preventing the worst violence. It attempts to render justice. Indeed, deconstruction is relentless in this pursuit since justice is impossible to achieve.」但是，仍有許多學術圈內的人不習慣多元的社會與學術的創新文化，堅持要大家活在中世紀的「真理」裡。根據 Wikipedia 關於「Jacques Derrida」這個條目的「6.2 Criticism from analytic philosophers」節，劍橋大學竟然在 1992 年頒授榮譽博士學位給 Jacques Derrida，我非常地訝異！但是，一堆分析哲學的研究者企圖阻止這一場學位授予，這我可就絲毫都不感到訝異了。
21世紀了，「學術」必須在堅守根本目的的前提下容許更多的創意，也必須拋棄過時的意識形態。學術不再是真理，那它是什麼？劍橋的博士學位授予條件緊扣著論文（因為不需修課），對我而言條件剛好鬆緊合度：「sound and worth of reading」。所以，批評科學一定要用「科學的方法」嗎？不一定！關鍵在我們如何理解「sound and worth of reading」。
不過，學術界仍舊有很多人分不清楚「真實世界」、「問題意識」、「思想」與「知識」之間的差別，而且堅持自己擁有「真理」（當然啦，見解跟他不同的就是「邪說」囉）。這些人，也許應該找個時光機器，把他們送回到十六世紀的宗教法庭去見習──而且，永遠別再回來了，因為他們在那裡才會快樂（只要被審判的不是他們自己）。
不過，學術界仍舊有很多人分不清楚「真實世界」、「問題意識」、「思想」與「知識」之間的差別，而且堅持自己擁有「真理」（當然啦，見解跟他不同的就是「邪說」囉）。這些人，也許應該找個時光機器，把他們送回到十六世紀的宗教法庭去見習──而且，永遠別再回來了，因為他們在那裡才會快樂（只要被審判的不是他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