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覺民:「與妻訣別書」
...吾誠願與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時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汙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無時無地不可以死。...
如果林覺民在今天，又要多加上「黑心食物可以死，黑心工程可以死」！唉『無時無地不可以死』，先知者也。
記得大學上飼料學時， 老師說：「業者為了增加飼料的蛋白質含量或是原料蛋白質含量不足會在飼料中添加尿素， 以應付檢驗…」， 那時聽得目瞪口呆！ 加「尿素」。
想不到這問題， 隨著時代的進步有新的發展、 新的作法， 聽說是添加「三氯氰胺 = "美耐皿(Melamine)"」， 誰說中國人故步自封！
我上環境荷爾蒙 (endocrine disruptor)， 常講環境荷爾蒙的可怕在於它是慢性毒， 禍害不會馬上看到，而且是續代性的， 所以它是「竊取下一代的健康與未來」。而環境荷爾蒙是從我們的一呼一吸、一飲一食，如滴水穿石般戕害大家的健康，食物原本是提供營養、能量並修補生物體，可惜的是在天然或人為、有意或無意中我們同時吃進了許多有害物質，而這些有害成份又常因食物鏈之生物蓄積作用（bioaccumulation）而提高濃度。
我要說的是: 沒被爆的比被爆的還多很多!
博士內閣，白癡政府 不得添加是天經地意義的，但在環境荷爾蒙的概念下，不添加卻可能驗得出來，比如運送、製造、加工的過程、容器、環境中的污染。另外，檢驗儀器靈敏度與萃取、濃縮方法的差異，使是不得檢出也有很大的存疑。好吧！進入體內的消化(pH值，其他有機物的交互作用)、吸收率、代謝率、累積情形、個體差異，其真正微害作用濃度已經無法預估，所以兩、三百萬小還喝了，約有2萬多人罹病，一百多人死亡，多是弱勢家庭，但政府的責任不是在照顧國民嘛? 特別是老共的「為人民服務」。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毛泽东，1944年9月8日
在台灣，在政治上講實話， 端看民眾能不能接受， 還記得「朝三暮四」吧！
Sunday, September 28, 2008
Sunday, September 21, 2008
美國變成金融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式救市 美元價值受考驗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80921/3/8c1f.html)
(星島)9月22日 星期一 06:30
為了挽救不斷惡化的金融市場，美國政府宣布動用五萬億的終極方案，成立基金買入呆壞資產，這次雷霆救市力度雄猛，但同時令人質疑此舉把美國變成金融社會主義國家，美元信心將受重大考驗。...
資本主義使生產、運輸、交通和管理等技術高度發展，以致現有的設備和人力對於資本家來說是過剩了，造成所謂市場飽和，所以鼓吹自由化 全球化，這就是數以萬億美元計的資金不投入生產事業而從事投機炒賣的原因之一，也是經濟陷入衰退和失業不斷擴大的原因，印證了「Market is meat-mincer」（市場是碎肉機）－－遭殃的是勞動者和消費大眾。。有些學者估計，如果在現制度之下儘量實行生產「合理化」，將使十分之八的勞動人口成為多餘的。所以左派人仕認為:「終身學習」、「再培訓」、「提高競爭力」統統不是解決社會失業問題的辦法。唯一有效的解決辦法就是大大縮短每人每日的工作時間，有工大家做，為民生需要而生產，不是為賺錢而生產。這就是歐洲的社會思維；就是壓抑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socialism）是一種經濟社會學思想，主張實行公有制經濟，認為生產資源應該由社會或政府所控制。
(開玩笑! 公開討論「社會主義 」或「共產主義」，四十年前一定去唱綠島小夜曲! 五十年前一定被斃!)
在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的理論中，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過渡，而且社會主義需要有發達的資本主義作基礎才能實現。我們現在的「馬克思主義」一詞是一個包括兩大組成部份的模糊概念：一是由馬克思開創的學術理論，另一是共產黨／社會黨性質的革命行動。馬克思開創的學術理論也有兩大部門：一是揭露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另一是鼓吹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
蘇聯產生於一個不發達的次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否定了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將發生於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預言，但是是馬克思主義找到了實踐者，結果蘇聯的解體讓社會主義制度沒得到應有的肯定。在一九八○年，斯威澤(Paul Marlor Sweezy, 1910-2004)在就指出蘇聯在史達林時代出現一種「階級剝削制度」，既不是資本主義，又不是社會主義。在一九九○年，他描寫蘇聯和東歐發展進入了「死胡同」，責任在於實踐者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扭曲，不在於社會主義理想有毛病。熱衷社會主義的人要記住考茨基(Karl Kautsky, 1854-1938)90年前的忠告:「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樣，只是我們反對一切剝削和壓迫的手段，而無論這種剝削和壓迫來自於“一個階級、一個黨、一個性別、或一個種族”」。
(星島)9月22日 星期一 06:30
為了挽救不斷惡化的金融市場，美國政府宣布動用五萬億的終極方案，成立基金買入呆壞資產，這次雷霆救市力度雄猛，但同時令人質疑此舉把美國變成金融社會主義國家，美元信心將受重大考驗。...
資本主義使生產、運輸、交通和管理等技術高度發展，以致現有的設備和人力對於資本家來說是過剩了，造成所謂市場飽和，所以鼓吹自由化 全球化，這就是數以萬億美元計的資金不投入生產事業而從事投機炒賣的原因之一，也是經濟陷入衰退和失業不斷擴大的原因，印證了「Market is meat-mincer」（市場是碎肉機）－－遭殃的是勞動者和消費大眾。。有些學者估計，如果在現制度之下儘量實行生產「合理化」，將使十分之八的勞動人口成為多餘的。所以左派人仕認為:「終身學習」、「再培訓」、「提高競爭力」統統不是解決社會失業問題的辦法。唯一有效的解決辦法就是大大縮短每人每日的工作時間，有工大家做，為民生需要而生產，不是為賺錢而生產。這就是歐洲的社會思維；就是壓抑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socialism）是一種經濟社會學思想，主張實行公有制經濟，認為生產資源應該由社會或政府所控制。
(開玩笑! 公開討論「社會主義 」或「共產主義」，四十年前一定去唱綠島小夜曲! 五十年前一定被斃!)
在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的理論中，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過渡，而且社會主義需要有發達的資本主義作基礎才能實現。我們現在的「馬克思主義」一詞是一個包括兩大組成部份的模糊概念：一是由馬克思開創的學術理論，另一是共產黨／社會黨性質的革命行動。馬克思開創的學術理論也有兩大部門：一是揭露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另一是鼓吹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
蘇聯產生於一個不發達的次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否定了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將發生於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預言，但是是馬克思主義找到了實踐者，結果蘇聯的解體讓社會主義制度沒得到應有的肯定。在一九八○年，斯威澤(Paul Marlor Sweezy, 1910-2004)在就指出蘇聯在史達林時代出現一種「階級剝削制度」，既不是資本主義，又不是社會主義。在一九九○年，他描寫蘇聯和東歐發展進入了「死胡同」，責任在於實踐者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扭曲，不在於社會主義理想有毛病。熱衷社會主義的人要記住考茨基(Karl Kautsky, 1854-1938)90年前的忠告:「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樣，只是我們反對一切剝削和壓迫的手段，而無論這種剝削和壓迫來自於“一個階級、一個黨、一個性別、或一個種族”」。
Tuesday, September 16, 2008
“After the end of history”
原始出處: http://www.opendemocracy.net/debates/article.jsp?id=3&debateId=137&articleId=3496
譯文出處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CulturalWorkshop/academia/modern%20society/ms16.htm)
好吧! 給 "福山" 一個說明的機會....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89年在文章中提出“歷史的終結”命題，在1992年出版著作《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出版社：時報文化) 中對該命題展開詳細論述。2006 年福山在後記裏回顧了他的觀點如何經受了批評和政治變遷等四個挑戰。
自17年前我的論文“歷史的終結？”首次發表以來，遭到了可以想象到的方方面面的批評。《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的第二版給了我機會重新表述這個命題，回答一些我認爲最嚴肅的批評意見，反思自1989夏天以來世界政治的新發展。
首先讓我談一下“歷史的終結”是什麽。這個詞當然不是我的首創，它來自黑格爾（GWF Hegel），或者來自更熟悉的馬克思。黑格爾是第一個歷史循環論哲學家，認爲人類歷史是個連貫的，演化的過程。黑格爾認爲演化作爲人類理性緩慢展開的過程，最終導致人類自由的擴展。馬克思的理論主要建立在經濟基礎上，認爲生産方式改變人類社會如從猿猴，到狩獵，到農業，到工業。歷史的終結因此是現代化理論提出的問題，是詢問現代化過程將最終走向哪里？
從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到20世紀末期間的許多有進步思想的知識份子相信歷史會有個盡頭，歷史發展的過程最終在共産主義的烏托邦時代徹底結束。這不是我的觀點，是馬克思的觀點。我首先指出的最簡單的觀點是從1989年事件來看這種歷史終結不大可能發生。人類歷史進程的方向好像不是指向共産主義，而是指向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民主。
除了建立在自由和平等雙原則基礎上社會之外，好像再也沒有需要演進的更高級社會形式。偉大的俄裔法國黑格爾學者亞歷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非常調皮地說歷史在1806年就終結了，那年拿坡侖在耶那-阿爾斯泰特（Jena-Auerstadt）戰場打敗俄國君主，把法國革命的原理帶到了黑格爾的德國角落。此後發生的事情只是回填，因爲革命原理已經在世界上變成了普遍承認的原理了。
問題的提出
許多觀察家把我和我從前的導師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相提並論，他在《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構》（The Clash of Civilis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世界發展模式。我認爲在某些方面可能過分誇大了我倆解釋世界的觀點。比如我贊同他文化仍然是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如果不考慮文化價值你是無法取得政治和社會發展的。
但是我們之間有根本的區別。是認爲啓蒙中産生的價值觀念和機構是潛在的、普遍性的（如黑格爾或馬克思的觀點），還是認爲這些是局限在某個文化視野內的東西（如後來的哲學家如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馬丁•海德格爾（and Martin Heidegger））。亨廷頓顯然相信它們不是普遍性的。他認爲我們西方非常熟悉的政治體制是西歐基督教文化的副産品，根本不能在超越這個文化的地方生根發芽。
所以要回答的關鍵問題就是西方的價值觀念和體制是否具有普遍性的意義，或者僅僅代表了當前居於強勢地位的文化暫時的成功。
亨廷頓非常正確地指出現代世俗自由民主的歷史淵源在於基督教，當然這個觀點不是他的首創。黑格爾，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和尼采等都指出現代民主是基督教中人的普遍尊嚴的教義的世俗版本，現在已經被理解爲不帶宗教色彩的人權政治主張。在我看來，這個歷史視角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不過，雖然現代自由民主紮根於這個特定的文化土壤，是否就意味著自由民主無法擺脫特別的文化根源的背景，對於生活在非基督教文化的人們不具有任何意義了呢？現代技術文明所依賴的科學方法好像因爲偶然性的歷史原因出現在早期現代歐洲的歷史的某個時刻，建立在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和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的思想之上。但是科學方法一旦創立，就成爲人類共同的財富，不管你是亞洲人，非洲人，或者印第安人都可以使用。
因此，關鍵問題是我們是否認定作爲自由民主的基礎的自由和平等原則是否具備普遍性的意義。我相信這是對的，歷史演化的總的邏輯解釋了隨著社會的進步，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在不斷增加。這不是如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的嚴格形式，而是一系列推動社會演化的深層力量，告訴我們這個演化過程的盡頭比開頭有更多的民主。
鬥爭
馬克思、黑格爾意義上的“歷史”的來源最終依賴於科學和技術。科學是積累性的，我們並不定期地忘掉科學發現。而經濟世界中正好相反，因爲技術構成了經濟生産可能性的地平線，而且保證了蒸汽機時代和農耕時代不同，電晶體和電腦時代和煤炭鋼鐵時代不同。科學發展解放了生産力，並推動了現代資本主義、技術解放、現代市場經濟觀念的産生。
經濟發展滿足了人們普遍的渴望，提高了生活水平。在我看來，證據就是簡單的人們用腳來投票的方式。每年貧窮落後的國家中成千上萬的人想方設法移民到西歐，美國，日本，或者別的發達國家，因爲他們看到富裕國家比貧窮國家爲人們提供幸福生活的可能性更大。儘管有些盧梭式的理想家想象著生活在狩獵時代或農耕時代比當代的洛杉磯更幸福，但是真正願意這樣生活的人畢竟很少。
生活在自由民主國家的願望最初並不像生活在經濟發達的國家的願望這麽普遍。事實上有很多極權國家如當今的中國和新加坡，或者皮諾切特將軍（Pinochet）領導下的智利在經濟發展上都非常成功，但是成功的經濟發展和民主制度的增長之間有強烈的相關關係，這個現象最初由偉大的社會學家西摩•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觀察到。這種強烈的相關關係有很多的原因。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超過6000美元的水平後，就不再是個農業社會了。很可能出現擁有財富的中產階級，一個複雜的公民社會，高程度的精英和大衆教育。所有這些因素都傾向于推動民主參與的程度，因而産生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體制的要求。
現代化過程的最後一個方面是文化領域。人人都希望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推動民主政治進程。但是在現代化過程的盡頭，沒有人希望文化同一性。事實上文化認同的問題作爲報復要殺回來。亨廷頓是正確的，當他說我們決不會生活在一個文化同一的世界，一個他稱爲達沃斯人（Davos Man）的全球文化。事實上，我們不希望生活在建立在美國化基礎上的全球共同的文化價值。我們要生活在擁有各自共同的歷史傳統，宗教信仰，和其他構成日常生活的共同記憶的特定文化中。
當代自由民主國家包括美國的生活是這樣的，文化或者團體身份不斷被確認，重新確認，有時候被憑空捏造。這是一個現代自由主義創造性理論家沒有爲我們提供多少有用的指導的地方。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都主張自由派多元主義的核心問題是個人對於國家履行的自主選擇，但是在現代自由社會裏，個人組成文化上的群體，以團體權力對抗國家權力，限制了團體內的個人選擇的空間。
這種情況可能以一種相對溫和的形式出現，如說法語的加拿大人批准魁北克的學生都教發法語，也可能以更嚴厲的形式出現，如歐洲伊斯蘭分子主張伊斯蘭教義高於法國或者荷蘭法律。國家的選擇是把這種自由派多元主義解釋爲有責任保護個人或者保護團體。如果是保護團體，那麽人們願意容忍的團體對於個人權力的限制有哪些。
對於這個問題的全面考察不是本文要談論的問題。自由社會很少是完全嚴格和死板的，在保護個人權利不受團體權利，多元文化主義，雙語主義或者團體認同的別的形式損害方面，它已經成爲美國或別的西方民主國家的公共政策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多數自由社會都明白團體認同（group recognition）破壞寬容和個人權利的基本自由原則。正如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解釋的，自由主義無法做到對不同的文化絕對公平，因爲自由主義本身反映了某些價值觀念，必須拒絕非常不自由的某些文化群體的價值。
世俗政治的基本原則已經成爲現代化過程的一部分，基本上是出於實用的原因。在基督教歷史上，教堂和國家是兩個分開的機構，這和伊斯蘭教的情況不一樣。但是政教分離從來不是必然的或者徹底的。在中世紀末期，每個歐洲的君主主宰其臣民的宗教信仰，宗教改革後的教派衝突導致一個多世紀的血腥戰爭。
現代的世俗政治因而並不是自動的誕生于基督教文化，而是通過痛苦的歷史經驗中獲得的東西。早期現代自由主義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地說服人們有必要把宗教對於最終目的的討論從政治領域中剔除出去。這是西方一直在進行的鬥爭，我相信伊斯蘭世界現在正處於這個階段。
一個誤解
正如本文開頭所說的，“歷史的終結”首次提出後遭到多方面的攻擊。這些批評的大部分基於簡單的誤解。比如有些人認爲我相信某些事情將不再發生。這裏我不想討論這樣的批評，因爲如果這些批評者閱讀了我的書後就可以避免出現誤解。
但是我不想澄清的是關於流傳廣泛的誤解認爲我是在主張美國式的歷史終結，一個學者稱爲“鈴兒響叮噹的勝利”（jingoistic triumphalism）。很多人認爲歷史的終結就是美國的世界霸權的縮寫，不僅在思想和價值領域，而且通過實施美國的權力命令世界按照美國的利益運行。
這真是天大的謬誤。任何熟悉科耶夫和他的歷史終結理論思想根源的人都明白歐盟比當代美國是這個概念的現實世界的更好的表現。和科耶夫的觀點一致，我主張歐洲聯盟這個工程實際上爲歷史終結的時候的最後一個人建造作爲家的房子。歐洲人的夢想---多數德國人都這樣想---超越國家主權，超越讓軍事力量成爲必要鬥爭的強權政治，（關於這點，隨後詳細討論），美國人則相反，對主權有傳統的理解，對他們的軍事力量而自豪，喜歡國慶節的愛國遊行。
現代的自由民住建立在自由和平等這兩個基本原則基礎上。這兩者永遠關係緊張，平等如果沒有國家對個人自由的強大干預就不能最大化的實現，如果沒有社會不平等的各種惡劣的形式就不能無限制地擴張自由。因此，任何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必須在這兩者之間尋求妥協。當代的歐洲人傾向于犧牲自由爲代價追求平等，而美國則相反，因爲紮根於他們個人歷史的原因。這些只是程度上的差異，並不是原則上的不同。儘管在某些方面我更喜歡美國的方式，但是這更多的是出於實際的觀察和個人興趣，而不是原則的問題。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對這個樂觀主義的演化情景的許多挑戰中下面四個是最讓人難以招架的。第一，伊斯蘭作爲民主的障礙；第二，民主在國際關係上産生的問題；第三是政治的自主性問題；最後是技術發展難以預料的後果。下面我就按順序逐個來討論。
伊斯蘭
尤其是2001年9-11襲擊以來，許多人主張現代民主發展的可能性和伊斯蘭作爲宗教之間存在根本的緊張關係。毫無疑問，如果你放眼世界，會發現整體的民主發展模式有個明顯的伊斯蘭例外，不論是在拉丁美國，歐洲，亞洲，甚至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因此人們說伊斯蘭教義中有些東西，比如政教合一，成爲民主推廣難以逾越的文化障礙。
在我看來，伊斯蘭作爲宗教本身不大可能産生問題。世界上的所有主要宗教體系都是非常複雜的。基督教從前（不久前）還被用來爲奴隸制和等級制度辯護，現在我們把它看作支援現代民主的東西。宗教教義在不同時代的人看來，具有不同的政治解釋。在這點上，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乃一丘之貉。
當今穆斯林文化的國家的政治制度千差萬別。在穆斯林國家中有些相當成功的民主國家如印度尼西亞，1997年危機後成功從獨裁國家轉型爲民主國家，土耳其自從二戰結束後斷斷續續維持了兩党的民主制度，馬里，塞內加爾，還有其他國家如印度都有大量穆斯林人口。而且，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都經歷了快速的經濟發展，所以伊斯蘭作爲民主發展的障礙並不是必然的。
阿爾弗萊德•斯傑潘（Alfred Stepan）指出在亨廷頓所謂的1970到1990年代民主轉型的“第三次浪潮”的民主化大趨勢中真正的例外實際上不在穆斯林國家，而是阿拉伯國家。阿拉伯的政治文化中有些抗拒民主的因素。具體的因素是什麽可以爭論，但是很可能是文化因素而不是宗教因素，比如部落宗族制度。世界面臨的當代挑戰無論是極端伊斯蘭主義還是聖戰主義（jihadism ），它們都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宗教的，文化的或者文明的。
正如法國社會學家奧利維埃•羅伊（Olivier Roy）和羅亞•波羅曼德（Roya Boroumand）和拉丹•波羅曼德（Ladan Boroumand）指出的，極端伊斯蘭最好被理解爲政治意識形態。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創立者薩義德（Sayid Qutb）的著作，或者基地組織（al-Qaida）內的本拉丹（Osama bin Laden）和他的同夥利用關於國家，革命，和暴力美化的觀點，這些根本就不是來自真正的伊斯蘭傳統，而是來自極端左派或者極端右派的激進意識形態。也就是說來自20世紀歐洲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産主義。
這些特別危險的主張並沒有反映伊斯蘭教的任何核心主張，而是利用伊斯蘭達到政治目的。它們在許多阿拉伯國家和歐洲的穆斯林中間非常流行，因爲在這些社區中存在的深深的疏遠和冷漠感。因此極端伊斯蘭主義不是某些傳統伊斯蘭文化習慣的重新復興，而應該看作現代身份政治的産物。它的出現正是當傳統的文化身份被現代化和多元民主秩序破壞，造成一個人的內心自我和外在社會實踐的分離。
這就是爲什麽這麽多的極端伊斯蘭分子如9-11襲擊的組織者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殺害荷蘭電影製片人梵高(Theo van Gogh)的兇手穆罕默德•布耶裏（Mohammed Bouyeri）在西歐都被激進化了。現代化自開始就創造了異化因而産生反對現代化的力量。在這點上，當今的極端伊斯蘭分子是跟隨無政府主義者，布爾什維克，法西斯主義者，和更早時期的德國恐怖組織巴德爾—邁因霍夫集團（Baader-Meinhof gang）成員的後來者。
現在的問題是極端化的和充滿敵意的穆斯林是否有足夠強大的力量威脅自由民主本身。很明顯，現代技術給了他們捷徑搞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在早期的恐怖分子來說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政治伊斯蘭到現在爲止沒有強大的領土基礎，伊斯蘭掌握政權的國家諸如伊朗，沙烏地阿拉伯，阿富汗，蘇丹等並沒有吸引人的經濟和社會記錄。
伊斯蘭追求進步還有其他的解釋，以一種方式確保鬥爭的大部分局限在穆斯林世界之內。作爲外來的威脅，它好像遠遠趕不上共産主義對社會的挑戰，因爲共産主義不僅是具有全球性的吸引力，而且和強大的現代國家聯繫在一起。
自由民住未來的更大問題是民主社會的內部矛盾，尤其是像法國和荷蘭這些有大量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國家。歐洲在融合文化上獨特的少數民族方面從總體上看不如美國成功。第二代第三代歐洲穆斯林不斷增多的暴力活動表現出了比魁北克或者蘇格蘭民族主義者提出的要求更黑暗的身份政治的一面。
惱怒的，未被同化的文化上的少數民族在多數人社區産生的強烈抵制，造成多數退回到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身份認同上。阻止這個螺旋最後進入所謂“文明的衝突”就需要政治領導人的克制和正確的判斷，這些不是現代化過程本身就自動保證獲得的。
民主
我的“歷史的終結”假設的第二個重要的批評是關於國際層面的民主問題。當我寫自由民主構成最終的政府管理形式時，我是說民主在民族國家的層次上。我沒有想象通過國際法超越民族國家的主權創造一個全球性的民主的可能性。
但是這正是自從2003年伊拉克戰爭以來提出的一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了歐洲和美國的分歧。在過去的十年裏，全球化的反對者也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們認爲生活在不同社會制度下的人在互動過程中出現了民主赤字，即跨越國家邊界的責任追究制度國際化。這個問題尤其嚴重因爲在當代全球化體制下美國的規模和影響力足以讓它用各種方式影響全世界，但同時不受源自其他地方對美國産生的相反方向的影響。
歐盟工程的部分內容就是超越民族國家，另一方面，美國傾向於相信合法性或者合法行爲的來源是主權下的憲政民主（sovereign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歐洲和美國的觀念源於各自的歷史傳統。歐洲人認爲主權民族國家是集體自私和民族主義的來源，是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根源。歐盟工程就是要用一系列的規範，法律，和組織取代強權政治。美國人則相反，他們對於民族國家合法使用暴力的經驗津津樂道。
剛開始美國獨立戰爭對抗英國王權，接著通過血腥的內戰造成60萬人傷亡，消除了奴隸制度，保證了美國的團結，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均被看作道德上的十字軍東征，兩次把歐洲從兩個不同的極權暴政中解放出來。
歐洲人認爲超越民族國家規範的需要在理論上無疑是正確的。沒有理由認爲主權下的自由民主在處理和別的國家的關係時不會犯下嚴重濫用權力的行爲，甚至對自己的同胞也是如此。美國的誕生就是伴隨著奴隸制的缺陷。多數派認可奴隸制而且寫在憲法裏。亞伯拉罕林肯在1858年和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辯論的時候曾引用美國憲法中規定的平等原則來駁斥奴隸制度。但是儘管超越民族國家的某種形式的民主在理論上是可能的，在我看來，要實現這個工程存在無法克服的實際上的障礙。成功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真正政治社區的存在，他們擁有共同的基本價值觀和組織。共同的文化觀念産生信任和潤滑劑，或者說公民相互之間的情誼。國際間的民主幾乎是不可想像的，如果考慮到涉及到的人民和文化的多樣性。美國人對根據政治共識在多樣化的社會中尋找集體行動的多數國際組織如聯合國的厭惡和不信任看法部分反映在國際層面上的集體行動的緩慢和低效率。
要解決效率問題就需要權威的代表和果斷行動的執行機構。但是世界願意把這個權威交給誰呢？這個權威在缺乏像民族國家內部權力分配那樣的監督制衡機構的情況下如何安全地實行呢？即使歐洲這個基本擁有共同的文化和歷史傳統的地方，對於歐盟工程也有嚴重的猶豫和爭論，事實上一個單一的歐洲民族國家肯定嚴重削弱成員國的主權。
因此，我們不大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超越民族國家的階段，因爲合法性是民主權威的根本來源。替換全球政府，我們將滿足於全球管理，也就是說部分國際組織推動在國家間的集體行動，創造國家間某種程度的責任追究制。一個自由的國際秩序既公正又可行的需要建立在不是單一的，包羅萬象的，全球機構，而是多種國際組織的集合，這些組織根據功能議題，區域，或者具體問題而成立。這樣的國際秩序正在成立過程中，但是該領域還有大量建設性的工作要做。
政治權威
“歷史的終結”關心的第三個問題是我所說的政治的自主性。正如上文指出的，經濟發展和自由民住之間有相關關係，民主制度鞏固在人均GDP相對高程度的情況下更容易些。但是問題是如何剛開始推動經濟的發展呢？這是困擾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問題，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南亞，中東，拉丁美洲。
經濟發展並不僅僅是好的經濟政策推動的，還需要國家保證法律和秩序，財産權利，依法治國，政治穩定，這樣人們才願意投資，開發，經商，國際貿易等。比如印度和中國這些年裏利用全球化的優勢，首先要求擁有一個能幹的國家認真創造條件迎接全球化的經濟。
中央政權強大的國家不是想當然的在發展中國家。我們經歷的21世紀的政治中的問題是和貧窮國家裏沒有強大的中央政權有關。而不是20世紀常見的過分強大的國家政權。20世紀主要是被強大的國家政權支配如納粹德國，日本軍國主義，前蘇聯，它們過於強大。在21世紀，更典型的問題來自索馬利亞，阿富汗，海地，這些地方的政府沒有足夠的權威維持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基本的法律秩序，更談不上民主制度的創立了。
因此我們面臨的問題有兩個方面。在發達國家，歐洲面臨人口衰落造成的福利國家的巨大危機，和難以承受的權利和規定。但是在發展中國家缺乏保證經濟發展的國家政權，因而成爲産生衆多問題如難民，疾病和恐怖主義的土壤。因此，兩個世界有著不同的議題：發達國家中的政府規模的削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的加強。
我們面臨的特別挑戰是我們不知道如何在貧窮的國家裏建立強大的政治機制。這個難題的部分答案是發展，不管是經濟的還是政治的，從來不能由外來者進行。這個過程必須由瞭解該社會習慣和傳統的內部的成員推動，他們對發展過程擁有長期的責任。外來者只能提供必要的協助。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在很多方面是相互獨立的過程，雖然兩者正如前文說的，在某些方面相互影響。
我們需要的就是《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個人》沒有提供的，是獨立於經濟之外的政治發展理論。國家形成和國家建設，在歷史上是如何發生的，暴力的作用，軍事競爭，宗教，更寬泛的觀念，自然地理環境和資源的影響等，爲什麽它首先發生在世界的某些地方而不是別的地方，這些都是需要展開的更大的理論的內容。亨廷頓在《變化的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幫助破壞了現代化理論的最初版本，通過假設政治衰落的理論，主張衰落就像發展一樣是可能的。在過去的三十年裏確實存在政治上的衰落，其中的根源需要系統的探索。
以多種不同的形式出現的對“歷史的終結”假說的最後一個挑戰是關於技術的。被技術進步推動的歷史進程是否有可能最終被技術進步所吞沒。對這種可能出現的場景的描述多得數不清。從2001年9-11事件之後展現在美國人面前的情景就是使用核武器或者生化武器進行恐怖活動的可能性。雖然自從廣島遭受原子彈襲擊以來核毀滅的陰影一直存在。今天的不同情況是暴力手段的民主化，少數的，不受國家控制的團體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的前景是環境方面的。如果全球變暖的某些可怕預言是正確的，改變氣候變化的限制使用産生二氧化碳的調整措施恐怕已經太晚了，或者調整過程本身是破壞性這麽大以至於殺死下技術金蛋的經濟鵝。
技術
第四個挑戰是我在書《後人類的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後果》(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2002)中寫的內容。也就是說我們從生物學上操縱自己的能力，不管是通過控制基因組，或者通過精神藥物，或者通過未來的認知神經科學，或者人的壽命的延長等將給我們提供社會改造的新途徑，因而産生新形式的政治的可能性。
我選擇專門撰寫技術未來是因爲它的威脅不像核武器或者氣候變化帶來的威脅那麽明顯。技術進步的可能的糟糕後果或者非人性化的後果和諸如人們普遍渴望的擺脫疾病或者長壽等緊密相連，因此更難阻止。
對於這些技術未來的任何一個的可能性我都沒有什麽有用的觀點可提供，我不是預言家或者“未來學家”。從以前的經驗來看，技術進步已經産生了減弱技術本身産生的消極後果新的可能性，但是沒有足夠的理由說這種情況總會出現。
更寬泛的說，我對人類發展的歷史觀點一直是虛弱的決定論的，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強烈決定論不同。我相信有個籠統的歷史趨勢朝向自由民主，我認爲有些可以預見到的挑戰。本文中提出的四個挑戰是未來一些年裏我們可能要面對的最迫切的問題。虛弱的決定論意味著在面對歷史趨勢面前，政治家，政治，領導人，和個人選擇等都對歷史發展的實際後果産生關鍵性的影響。
比如，現代技術帶來的機遇和風險必須被社會當作挑戰，通過政策和機構來對付。因此，未來真的比經濟，技術和社會前提可能顯示的更加開放。選民投票決定的政治選擇和不同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做出的選擇將對未來的自由民主的力量和質量産生巨大的影響。
譯文出處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CulturalWorkshop/academia/modern%20society/ms16.htm)
好吧! 給 "福山" 一個說明的機會....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89年在文章中提出“歷史的終結”命題，在1992年出版著作《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出版社：時報文化) 中對該命題展開詳細論述。2006 年福山在後記裏回顧了他的觀點如何經受了批評和政治變遷等四個挑戰。
自17年前我的論文“歷史的終結？”首次發表以來，遭到了可以想象到的方方面面的批評。《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的第二版給了我機會重新表述這個命題，回答一些我認爲最嚴肅的批評意見，反思自1989夏天以來世界政治的新發展。
首先讓我談一下“歷史的終結”是什麽。這個詞當然不是我的首創，它來自黑格爾（GWF Hegel），或者來自更熟悉的馬克思。黑格爾是第一個歷史循環論哲學家，認爲人類歷史是個連貫的，演化的過程。黑格爾認爲演化作爲人類理性緩慢展開的過程，最終導致人類自由的擴展。馬克思的理論主要建立在經濟基礎上，認爲生産方式改變人類社會如從猿猴，到狩獵，到農業，到工業。歷史的終結因此是現代化理論提出的問題，是詢問現代化過程將最終走向哪里？
從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到20世紀末期間的許多有進步思想的知識份子相信歷史會有個盡頭，歷史發展的過程最終在共産主義的烏托邦時代徹底結束。這不是我的觀點，是馬克思的觀點。我首先指出的最簡單的觀點是從1989年事件來看這種歷史終結不大可能發生。人類歷史進程的方向好像不是指向共産主義，而是指向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民主。
除了建立在自由和平等雙原則基礎上社會之外，好像再也沒有需要演進的更高級社會形式。偉大的俄裔法國黑格爾學者亞歷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非常調皮地說歷史在1806年就終結了，那年拿坡侖在耶那-阿爾斯泰特（Jena-Auerstadt）戰場打敗俄國君主，把法國革命的原理帶到了黑格爾的德國角落。此後發生的事情只是回填，因爲革命原理已經在世界上變成了普遍承認的原理了。
問題的提出
許多觀察家把我和我從前的導師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相提並論，他在《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構》（The Clash of Civilis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世界發展模式。我認爲在某些方面可能過分誇大了我倆解釋世界的觀點。比如我贊同他文化仍然是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如果不考慮文化價值你是無法取得政治和社會發展的。
但是我們之間有根本的區別。是認爲啓蒙中産生的價值觀念和機構是潛在的、普遍性的（如黑格爾或馬克思的觀點），還是認爲這些是局限在某個文化視野內的東西（如後來的哲學家如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馬丁•海德格爾（and Martin Heidegger））。亨廷頓顯然相信它們不是普遍性的。他認爲我們西方非常熟悉的政治體制是西歐基督教文化的副産品，根本不能在超越這個文化的地方生根發芽。
所以要回答的關鍵問題就是西方的價值觀念和體制是否具有普遍性的意義，或者僅僅代表了當前居於強勢地位的文化暫時的成功。
亨廷頓非常正確地指出現代世俗自由民主的歷史淵源在於基督教，當然這個觀點不是他的首創。黑格爾，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和尼采等都指出現代民主是基督教中人的普遍尊嚴的教義的世俗版本，現在已經被理解爲不帶宗教色彩的人權政治主張。在我看來，這個歷史視角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不過，雖然現代自由民主紮根於這個特定的文化土壤，是否就意味著自由民主無法擺脫特別的文化根源的背景，對於生活在非基督教文化的人們不具有任何意義了呢？現代技術文明所依賴的科學方法好像因爲偶然性的歷史原因出現在早期現代歐洲的歷史的某個時刻，建立在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和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的思想之上。但是科學方法一旦創立，就成爲人類共同的財富，不管你是亞洲人，非洲人，或者印第安人都可以使用。
因此，關鍵問題是我們是否認定作爲自由民主的基礎的自由和平等原則是否具備普遍性的意義。我相信這是對的，歷史演化的總的邏輯解釋了隨著社會的進步，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在不斷增加。這不是如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的嚴格形式，而是一系列推動社會演化的深層力量，告訴我們這個演化過程的盡頭比開頭有更多的民主。
鬥爭
馬克思、黑格爾意義上的“歷史”的來源最終依賴於科學和技術。科學是積累性的，我們並不定期地忘掉科學發現。而經濟世界中正好相反，因爲技術構成了經濟生産可能性的地平線，而且保證了蒸汽機時代和農耕時代不同，電晶體和電腦時代和煤炭鋼鐵時代不同。科學發展解放了生産力，並推動了現代資本主義、技術解放、現代市場經濟觀念的産生。
經濟發展滿足了人們普遍的渴望，提高了生活水平。在我看來，證據就是簡單的人們用腳來投票的方式。每年貧窮落後的國家中成千上萬的人想方設法移民到西歐，美國，日本，或者別的發達國家，因爲他們看到富裕國家比貧窮國家爲人們提供幸福生活的可能性更大。儘管有些盧梭式的理想家想象著生活在狩獵時代或農耕時代比當代的洛杉磯更幸福，但是真正願意這樣生活的人畢竟很少。
生活在自由民主國家的願望最初並不像生活在經濟發達的國家的願望這麽普遍。事實上有很多極權國家如當今的中國和新加坡，或者皮諾切特將軍（Pinochet）領導下的智利在經濟發展上都非常成功，但是成功的經濟發展和民主制度的增長之間有強烈的相關關係，這個現象最初由偉大的社會學家西摩•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觀察到。這種強烈的相關關係有很多的原因。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超過6000美元的水平後，就不再是個農業社會了。很可能出現擁有財富的中產階級，一個複雜的公民社會，高程度的精英和大衆教育。所有這些因素都傾向于推動民主參與的程度，因而産生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體制的要求。
現代化過程的最後一個方面是文化領域。人人都希望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推動民主政治進程。但是在現代化過程的盡頭，沒有人希望文化同一性。事實上文化認同的問題作爲報復要殺回來。亨廷頓是正確的，當他說我們決不會生活在一個文化同一的世界，一個他稱爲達沃斯人（Davos Man）的全球文化。事實上，我們不希望生活在建立在美國化基礎上的全球共同的文化價值。我們要生活在擁有各自共同的歷史傳統，宗教信仰，和其他構成日常生活的共同記憶的特定文化中。
當代自由民主國家包括美國的生活是這樣的，文化或者團體身份不斷被確認，重新確認，有時候被憑空捏造。這是一個現代自由主義創造性理論家沒有爲我們提供多少有用的指導的地方。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都主張自由派多元主義的核心問題是個人對於國家履行的自主選擇，但是在現代自由社會裏，個人組成文化上的群體，以團體權力對抗國家權力，限制了團體內的個人選擇的空間。
這種情況可能以一種相對溫和的形式出現，如說法語的加拿大人批准魁北克的學生都教發法語，也可能以更嚴厲的形式出現，如歐洲伊斯蘭分子主張伊斯蘭教義高於法國或者荷蘭法律。國家的選擇是把這種自由派多元主義解釋爲有責任保護個人或者保護團體。如果是保護團體，那麽人們願意容忍的團體對於個人權力的限制有哪些。
對於這個問題的全面考察不是本文要談論的問題。自由社會很少是完全嚴格和死板的，在保護個人權利不受團體權利，多元文化主義，雙語主義或者團體認同的別的形式損害方面，它已經成爲美國或別的西方民主國家的公共政策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多數自由社會都明白團體認同（group recognition）破壞寬容和個人權利的基本自由原則。正如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解釋的，自由主義無法做到對不同的文化絕對公平，因爲自由主義本身反映了某些價值觀念，必須拒絕非常不自由的某些文化群體的價值。
世俗政治的基本原則已經成爲現代化過程的一部分，基本上是出於實用的原因。在基督教歷史上，教堂和國家是兩個分開的機構，這和伊斯蘭教的情況不一樣。但是政教分離從來不是必然的或者徹底的。在中世紀末期，每個歐洲的君主主宰其臣民的宗教信仰，宗教改革後的教派衝突導致一個多世紀的血腥戰爭。
現代的世俗政治因而並不是自動的誕生于基督教文化，而是通過痛苦的歷史經驗中獲得的東西。早期現代自由主義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地說服人們有必要把宗教對於最終目的的討論從政治領域中剔除出去。這是西方一直在進行的鬥爭，我相信伊斯蘭世界現在正處於這個階段。
一個誤解
正如本文開頭所說的，“歷史的終結”首次提出後遭到多方面的攻擊。這些批評的大部分基於簡單的誤解。比如有些人認爲我相信某些事情將不再發生。這裏我不想討論這樣的批評，因爲如果這些批評者閱讀了我的書後就可以避免出現誤解。
但是我不想澄清的是關於流傳廣泛的誤解認爲我是在主張美國式的歷史終結，一個學者稱爲“鈴兒響叮噹的勝利”（jingoistic triumphalism）。很多人認爲歷史的終結就是美國的世界霸權的縮寫，不僅在思想和價值領域，而且通過實施美國的權力命令世界按照美國的利益運行。
這真是天大的謬誤。任何熟悉科耶夫和他的歷史終結理論思想根源的人都明白歐盟比當代美國是這個概念的現實世界的更好的表現。和科耶夫的觀點一致，我主張歐洲聯盟這個工程實際上爲歷史終結的時候的最後一個人建造作爲家的房子。歐洲人的夢想---多數德國人都這樣想---超越國家主權，超越讓軍事力量成爲必要鬥爭的強權政治，（關於這點，隨後詳細討論），美國人則相反，對主權有傳統的理解，對他們的軍事力量而自豪，喜歡國慶節的愛國遊行。
現代的自由民住建立在自由和平等這兩個基本原則基礎上。這兩者永遠關係緊張，平等如果沒有國家對個人自由的強大干預就不能最大化的實現，如果沒有社會不平等的各種惡劣的形式就不能無限制地擴張自由。因此，任何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必須在這兩者之間尋求妥協。當代的歐洲人傾向于犧牲自由爲代價追求平等，而美國則相反，因爲紮根於他們個人歷史的原因。這些只是程度上的差異，並不是原則上的不同。儘管在某些方面我更喜歡美國的方式，但是這更多的是出於實際的觀察和個人興趣，而不是原則的問題。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對這個樂觀主義的演化情景的許多挑戰中下面四個是最讓人難以招架的。第一，伊斯蘭作爲民主的障礙；第二，民主在國際關係上産生的問題；第三是政治的自主性問題；最後是技術發展難以預料的後果。下面我就按順序逐個來討論。
伊斯蘭
尤其是2001年9-11襲擊以來，許多人主張現代民主發展的可能性和伊斯蘭作爲宗教之間存在根本的緊張關係。毫無疑問，如果你放眼世界，會發現整體的民主發展模式有個明顯的伊斯蘭例外，不論是在拉丁美國，歐洲，亞洲，甚至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因此人們說伊斯蘭教義中有些東西，比如政教合一，成爲民主推廣難以逾越的文化障礙。
在我看來，伊斯蘭作爲宗教本身不大可能産生問題。世界上的所有主要宗教體系都是非常複雜的。基督教從前（不久前）還被用來爲奴隸制和等級制度辯護，現在我們把它看作支援現代民主的東西。宗教教義在不同時代的人看來，具有不同的政治解釋。在這點上，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乃一丘之貉。
當今穆斯林文化的國家的政治制度千差萬別。在穆斯林國家中有些相當成功的民主國家如印度尼西亞，1997年危機後成功從獨裁國家轉型爲民主國家，土耳其自從二戰結束後斷斷續續維持了兩党的民主制度，馬里，塞內加爾，還有其他國家如印度都有大量穆斯林人口。而且，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都經歷了快速的經濟發展，所以伊斯蘭作爲民主發展的障礙並不是必然的。
阿爾弗萊德•斯傑潘（Alfred Stepan）指出在亨廷頓所謂的1970到1990年代民主轉型的“第三次浪潮”的民主化大趨勢中真正的例外實際上不在穆斯林國家，而是阿拉伯國家。阿拉伯的政治文化中有些抗拒民主的因素。具體的因素是什麽可以爭論，但是很可能是文化因素而不是宗教因素，比如部落宗族制度。世界面臨的當代挑戰無論是極端伊斯蘭主義還是聖戰主義（jihadism ），它們都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宗教的，文化的或者文明的。
正如法國社會學家奧利維埃•羅伊（Olivier Roy）和羅亞•波羅曼德（Roya Boroumand）和拉丹•波羅曼德（Ladan Boroumand）指出的，極端伊斯蘭最好被理解爲政治意識形態。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創立者薩義德（Sayid Qutb）的著作，或者基地組織（al-Qaida）內的本拉丹（Osama bin Laden）和他的同夥利用關於國家，革命，和暴力美化的觀點，這些根本就不是來自真正的伊斯蘭傳統，而是來自極端左派或者極端右派的激進意識形態。也就是說來自20世紀歐洲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産主義。
這些特別危險的主張並沒有反映伊斯蘭教的任何核心主張，而是利用伊斯蘭達到政治目的。它們在許多阿拉伯國家和歐洲的穆斯林中間非常流行，因爲在這些社區中存在的深深的疏遠和冷漠感。因此極端伊斯蘭主義不是某些傳統伊斯蘭文化習慣的重新復興，而應該看作現代身份政治的産物。它的出現正是當傳統的文化身份被現代化和多元民主秩序破壞，造成一個人的內心自我和外在社會實踐的分離。
這就是爲什麽這麽多的極端伊斯蘭分子如9-11襲擊的組織者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殺害荷蘭電影製片人梵高(Theo van Gogh)的兇手穆罕默德•布耶裏（Mohammed Bouyeri）在西歐都被激進化了。現代化自開始就創造了異化因而産生反對現代化的力量。在這點上，當今的極端伊斯蘭分子是跟隨無政府主義者，布爾什維克，法西斯主義者，和更早時期的德國恐怖組織巴德爾—邁因霍夫集團（Baader-Meinhof gang）成員的後來者。
現在的問題是極端化的和充滿敵意的穆斯林是否有足夠強大的力量威脅自由民主本身。很明顯，現代技術給了他們捷徑搞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在早期的恐怖分子來說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政治伊斯蘭到現在爲止沒有強大的領土基礎，伊斯蘭掌握政權的國家諸如伊朗，沙烏地阿拉伯，阿富汗，蘇丹等並沒有吸引人的經濟和社會記錄。
伊斯蘭追求進步還有其他的解釋，以一種方式確保鬥爭的大部分局限在穆斯林世界之內。作爲外來的威脅，它好像遠遠趕不上共産主義對社會的挑戰，因爲共産主義不僅是具有全球性的吸引力，而且和強大的現代國家聯繫在一起。
自由民住未來的更大問題是民主社會的內部矛盾，尤其是像法國和荷蘭這些有大量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國家。歐洲在融合文化上獨特的少數民族方面從總體上看不如美國成功。第二代第三代歐洲穆斯林不斷增多的暴力活動表現出了比魁北克或者蘇格蘭民族主義者提出的要求更黑暗的身份政治的一面。
惱怒的，未被同化的文化上的少數民族在多數人社區産生的強烈抵制，造成多數退回到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身份認同上。阻止這個螺旋最後進入所謂“文明的衝突”就需要政治領導人的克制和正確的判斷，這些不是現代化過程本身就自動保證獲得的。
民主
我的“歷史的終結”假設的第二個重要的批評是關於國際層面的民主問題。當我寫自由民主構成最終的政府管理形式時，我是說民主在民族國家的層次上。我沒有想象通過國際法超越民族國家的主權創造一個全球性的民主的可能性。
但是這正是自從2003年伊拉克戰爭以來提出的一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了歐洲和美國的分歧。在過去的十年裏，全球化的反對者也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們認爲生活在不同社會制度下的人在互動過程中出現了民主赤字，即跨越國家邊界的責任追究制度國際化。這個問題尤其嚴重因爲在當代全球化體制下美國的規模和影響力足以讓它用各種方式影響全世界，但同時不受源自其他地方對美國産生的相反方向的影響。
歐盟工程的部分內容就是超越民族國家，另一方面，美國傾向於相信合法性或者合法行爲的來源是主權下的憲政民主（sovereign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歐洲和美國的觀念源於各自的歷史傳統。歐洲人認爲主權民族國家是集體自私和民族主義的來源，是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根源。歐盟工程就是要用一系列的規範，法律，和組織取代強權政治。美國人則相反，他們對於民族國家合法使用暴力的經驗津津樂道。
剛開始美國獨立戰爭對抗英國王權，接著通過血腥的內戰造成60萬人傷亡，消除了奴隸制度，保證了美國的團結，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均被看作道德上的十字軍東征，兩次把歐洲從兩個不同的極權暴政中解放出來。
歐洲人認爲超越民族國家規範的需要在理論上無疑是正確的。沒有理由認爲主權下的自由民主在處理和別的國家的關係時不會犯下嚴重濫用權力的行爲，甚至對自己的同胞也是如此。美國的誕生就是伴隨著奴隸制的缺陷。多數派認可奴隸制而且寫在憲法裏。亞伯拉罕林肯在1858年和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辯論的時候曾引用美國憲法中規定的平等原則來駁斥奴隸制度。但是儘管超越民族國家的某種形式的民主在理論上是可能的，在我看來，要實現這個工程存在無法克服的實際上的障礙。成功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真正政治社區的存在，他們擁有共同的基本價值觀和組織。共同的文化觀念産生信任和潤滑劑，或者說公民相互之間的情誼。國際間的民主幾乎是不可想像的，如果考慮到涉及到的人民和文化的多樣性。美國人對根據政治共識在多樣化的社會中尋找集體行動的多數國際組織如聯合國的厭惡和不信任看法部分反映在國際層面上的集體行動的緩慢和低效率。
要解決效率問題就需要權威的代表和果斷行動的執行機構。但是世界願意把這個權威交給誰呢？這個權威在缺乏像民族國家內部權力分配那樣的監督制衡機構的情況下如何安全地實行呢？即使歐洲這個基本擁有共同的文化和歷史傳統的地方，對於歐盟工程也有嚴重的猶豫和爭論，事實上一個單一的歐洲民族國家肯定嚴重削弱成員國的主權。
因此，我們不大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超越民族國家的階段，因爲合法性是民主權威的根本來源。替換全球政府，我們將滿足於全球管理，也就是說部分國際組織推動在國家間的集體行動，創造國家間某種程度的責任追究制。一個自由的國際秩序既公正又可行的需要建立在不是單一的，包羅萬象的，全球機構，而是多種國際組織的集合，這些組織根據功能議題，區域，或者具體問題而成立。這樣的國際秩序正在成立過程中，但是該領域還有大量建設性的工作要做。
政治權威
“歷史的終結”關心的第三個問題是我所說的政治的自主性。正如上文指出的，經濟發展和自由民住之間有相關關係，民主制度鞏固在人均GDP相對高程度的情況下更容易些。但是問題是如何剛開始推動經濟的發展呢？這是困擾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問題，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南亞，中東，拉丁美洲。
經濟發展並不僅僅是好的經濟政策推動的，還需要國家保證法律和秩序，財産權利，依法治國，政治穩定，這樣人們才願意投資，開發，經商，國際貿易等。比如印度和中國這些年裏利用全球化的優勢，首先要求擁有一個能幹的國家認真創造條件迎接全球化的經濟。
中央政權強大的國家不是想當然的在發展中國家。我們經歷的21世紀的政治中的問題是和貧窮國家裏沒有強大的中央政權有關。而不是20世紀常見的過分強大的國家政權。20世紀主要是被強大的國家政權支配如納粹德國，日本軍國主義，前蘇聯，它們過於強大。在21世紀，更典型的問題來自索馬利亞，阿富汗，海地，這些地方的政府沒有足夠的權威維持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基本的法律秩序，更談不上民主制度的創立了。
因此我們面臨的問題有兩個方面。在發達國家，歐洲面臨人口衰落造成的福利國家的巨大危機，和難以承受的權利和規定。但是在發展中國家缺乏保證經濟發展的國家政權，因而成爲産生衆多問題如難民，疾病和恐怖主義的土壤。因此，兩個世界有著不同的議題：發達國家中的政府規模的削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的加強。
我們面臨的特別挑戰是我們不知道如何在貧窮的國家裏建立強大的政治機制。這個難題的部分答案是發展，不管是經濟的還是政治的，從來不能由外來者進行。這個過程必須由瞭解該社會習慣和傳統的內部的成員推動，他們對發展過程擁有長期的責任。外來者只能提供必要的協助。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在很多方面是相互獨立的過程，雖然兩者正如前文說的，在某些方面相互影響。
我們需要的就是《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個人》沒有提供的，是獨立於經濟之外的政治發展理論。國家形成和國家建設，在歷史上是如何發生的，暴力的作用，軍事競爭，宗教，更寬泛的觀念，自然地理環境和資源的影響等，爲什麽它首先發生在世界的某些地方而不是別的地方，這些都是需要展開的更大的理論的內容。亨廷頓在《變化的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幫助破壞了現代化理論的最初版本，通過假設政治衰落的理論，主張衰落就像發展一樣是可能的。在過去的三十年裏確實存在政治上的衰落，其中的根源需要系統的探索。
以多種不同的形式出現的對“歷史的終結”假說的最後一個挑戰是關於技術的。被技術進步推動的歷史進程是否有可能最終被技術進步所吞沒。對這種可能出現的場景的描述多得數不清。從2001年9-11事件之後展現在美國人面前的情景就是使用核武器或者生化武器進行恐怖活動的可能性。雖然自從廣島遭受原子彈襲擊以來核毀滅的陰影一直存在。今天的不同情況是暴力手段的民主化，少數的，不受國家控制的團體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的前景是環境方面的。如果全球變暖的某些可怕預言是正確的，改變氣候變化的限制使用産生二氧化碳的調整措施恐怕已經太晚了，或者調整過程本身是破壞性這麽大以至於殺死下技術金蛋的經濟鵝。
技術
第四個挑戰是我在書《後人類的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後果》(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2002)中寫的內容。也就是說我們從生物學上操縱自己的能力，不管是通過控制基因組，或者通過精神藥物，或者通過未來的認知神經科學，或者人的壽命的延長等將給我們提供社會改造的新途徑，因而産生新形式的政治的可能性。
我選擇專門撰寫技術未來是因爲它的威脅不像核武器或者氣候變化帶來的威脅那麽明顯。技術進步的可能的糟糕後果或者非人性化的後果和諸如人們普遍渴望的擺脫疾病或者長壽等緊密相連，因此更難阻止。
對於這些技術未來的任何一個的可能性我都沒有什麽有用的觀點可提供，我不是預言家或者“未來學家”。從以前的經驗來看，技術進步已經産生了減弱技術本身産生的消極後果新的可能性，但是沒有足夠的理由說這種情況總會出現。
更寬泛的說，我對人類發展的歷史觀點一直是虛弱的決定論的，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強烈決定論不同。我相信有個籠統的歷史趨勢朝向自由民主，我認爲有些可以預見到的挑戰。本文中提出的四個挑戰是未來一些年裏我們可能要面對的最迫切的問題。虛弱的決定論意味著在面對歷史趨勢面前，政治家，政治，領導人，和個人選擇等都對歷史發展的實際後果産生關鍵性的影響。
比如，現代技術帶來的機遇和風險必須被社會當作挑戰，通過政策和機構來對付。因此，未來真的比經濟，技術和社會前提可能顯示的更加開放。選民投票決定的政治選擇和不同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做出的選擇將對未來的自由民主的力量和質量産生巨大的影響。
Monday, September 15, 2008
海嘯或6級地震!?
美知名券商雷曼兄弟聲請破產保護，民眾連動債投資大失血！由雷曼集團擔任發行機構、在台販售、尚未到期的連動債計逾五十檔，投資人潛在本金損失逾二十億，關切電話昨塞爆銀行通路，因香港中秋節補假，連個像樣的答案都沒辦法得到。
全球股市今天哀鴻遍野，美國次級房貸風暴，今天接連在華爾街金融界引爆3顆震撼彈，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今天申請破產保護，美林也傳出遭到購併，最大保險集團AIG也將拋售資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宣佈破產的雷曼公司，是台灣高鐵的貸款銀行之一，台灣高鐵表示，借貸程序早已在進行中，高鐵的營運不會受到影響。
有點反諷:
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的作者，他在該書中認為人類歷史的前進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正走向終結，隨著冷戰的結束，資本主義陣營的勝利，歷史亦將終結於民主自由與資本主義。
簡單來說: 福山就是美國帝國主義學術理論基礎建立的參與者之一。鼓吹全球化、自由化與資本主義。
所以我們的處境， 就像縮衣結食存下的血汗錢，被投資公司的高利騙了，他們說我幫你們賺錢，用錢賺錢，公司倒了，不管有心無心，頭頭絕對沒事，該撈的撈完了，該脫產的也脫產了，該洗的也洗了，苦的是我們這些小民...
某國立大學 八十八學年度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入學考題(http://www.ccu.edu.tw/depthis/admission_recruit_exam_phd88.htm)
3.請針對下列文字的論點、觀點，予以評論、解說：（２５％)
美籍日裔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89年夏季號的《The National Interest》刊物上，發表〈The End of History〉一文，強調「人類近兩百年來主要的思想鬥爭，隨著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政權相繼在本世紀崩解，以及liberal capitalism在全球的勝利，已告終結了。而人類的歷史，也將因liberal capitalism不再有歷史性的對手，而宣告進步進化到了歷史的終點，不復有更高的、超越的形式與內容出現。」從某種意義上說，福山的論點象徵性地宣告冷戰的結束，美式政經制度歷史性地勝利與優越感，美國外交政策將主導主宰全球事務，以及亞非拉地區的人民與歷史，將追隨模仿著自由主義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模式而進化、進步。或更簡單地說，福山的觀點代表著一篇資本主義勝利的宣言書：詔告世人《共產主義宣言》已墜埋在歷史的流沙河中。福山的史觀，主要是經由捍衛黑格爾，批判與反駁馬克思。福山論稱，作為歷史最終的仲裁者，思想與意識型態（ideologies），乃遠勝於物質環境的作用。然而，福山對黑格爾思想的理解，全然地透過法國俄裔學者Alexander Kojeve對黑格爾的詮釋。Kojeve認為：「黑格爾所宣稱，當拿破崙在1806年的耶拿戰役（the battle of Jena）中，打敗了普魯士，即意謂著法國大革命的原則：政治與經濟資本主義、政治民主制度，獲得了永久的勝利，乃徇為真理。」福山完全採納Kojeve的見解，並且提出自茲以後，人類歷史不過是法國大革命原則的重申與重複而已。
全球股市今天哀鴻遍野，美國次級房貸風暴，今天接連在華爾街金融界引爆3顆震撼彈，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今天申請破產保護，美林也傳出遭到購併，最大保險集團AIG也將拋售資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宣佈破產的雷曼公司，是台灣高鐵的貸款銀行之一，台灣高鐵表示，借貸程序早已在進行中，高鐵的營運不會受到影響。
有點反諷:
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的作者，他在該書中認為人類歷史的前進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正走向終結，隨著冷戰的結束，資本主義陣營的勝利，歷史亦將終結於民主自由與資本主義。
簡單來說: 福山就是美國帝國主義學術理論基礎建立的參與者之一。鼓吹全球化、自由化與資本主義。
所以我們的處境， 就像縮衣結食存下的血汗錢，被投資公司的高利騙了，他們說我幫你們賺錢，用錢賺錢，公司倒了，不管有心無心，頭頭絕對沒事，該撈的撈完了，該脫產的也脫產了，該洗的也洗了，苦的是我們這些小民...
某國立大學 八十八學年度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入學考題(http://www.ccu.edu.tw/depthis/admission_recruit_exam_phd88.htm)
3.請針對下列文字的論點、觀點，予以評論、解說：（２５％)
美籍日裔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89年夏季號的《The National Interest》刊物上，發表〈The End of History〉一文，強調「人類近兩百年來主要的思想鬥爭，隨著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政權相繼在本世紀崩解，以及liberal capitalism在全球的勝利，已告終結了。而人類的歷史，也將因liberal capitalism不再有歷史性的對手，而宣告進步進化到了歷史的終點，不復有更高的、超越的形式與內容出現。」從某種意義上說，福山的論點象徵性地宣告冷戰的結束，美式政經制度歷史性地勝利與優越感，美國外交政策將主導主宰全球事務，以及亞非拉地區的人民與歷史，將追隨模仿著自由主義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模式而進化、進步。或更簡單地說，福山的觀點代表著一篇資本主義勝利的宣言書：詔告世人《共產主義宣言》已墜埋在歷史的流沙河中。福山的史觀，主要是經由捍衛黑格爾，批判與反駁馬克思。福山論稱，作為歷史最終的仲裁者，思想與意識型態（ideologies），乃遠勝於物質環境的作用。然而，福山對黑格爾思想的理解，全然地透過法國俄裔學者Alexander Kojeve對黑格爾的詮釋。Kojeve認為：「黑格爾所宣稱，當拿破崙在1806年的耶拿戰役（the battle of Jena）中，打敗了普魯士，即意謂著法國大革命的原則：政治與經濟資本主義、政治民主制度，獲得了永久的勝利，乃徇為真理。」福山完全採納Kojeve的見解，並且提出自茲以後，人類歷史不過是法國大革命原則的重申與重複而已。
Sunday, September 14, 2008
野玫瑰
中秋節晚上刮颱風， 一家人去看「海角7號」(彷彿不去看就不愛國片， 不愛臺灣…)。130幾分鐘，憑良心說一下子就過去了，問我觀後感? 至少我們家的兩個teen ages 都說不錯，至於我這個老人的心情有人替我說了：
『前幾天我遇到幾個老屁股，老影評人，很多人還在不解，為什麼技術、結構、敘事處處都有漏洞的《海角七號》會大賣成這樣。他們當著我的面說：難道國片觀眾的水準就這樣嗎？我笑而不答，很顯然的，他們還以為台灣觀眾仍處在當年剛解嚴，對於什麼文化產品新知都想要一睹的年代。他們忘了現在已經不是屬於「新浪潮」的年代，現在的大眾期待看到的是《海角七號》這類親民的電影，至於，嚴謹的藝術電影，雖然我是忠實的觀眾，但那畢竟是「小眾」，畢竟在台灣這個缺乏隱喻、象徵、符號學等哲學教育，且詩教育也不普及的國家，請認請這個事實吧。讓很多老屁股，老影評人繼續不解吧，如果《海角七號》的成功，能幫助後來的國片更好招募資金，甚至順利跳過輔導金這一塊。有更友善的通路，避免只能上映一周的窘況，觀眾、媒體都願意給國片多點機會(請避免說再一次機會，因為多數國片導演從來就沒錯)，《海角七號》真的是功德無量，而曾經幫忙《海角七號》催票的每一個人，其實都參予到歷史轉捩點的一部分。我們都該感到與有榮焉。
(http://blog.yam.com/tzaralin/article/17159234)』。
是啊！我常講：「作事要成功要把它當運動來搞！」，至少它的行銷是由下往上，由網民雄兵達成。我認為這個海角7號現象好比 1985年伍迪艾倫導的《開羅紫玫瑰，The Purple Rose of Cairo》：『在美國大蕭條時代 (我們現場不是嗎？)，一個擔任餐廳女侍，生活貧困，飽受丈夫暴力的Cecelia (我們則飽受媒體、社會壓力，年輕人則茫茫面對未來)，逃避生活的壓力就是去看電影 (相對廉價)，一部影片「開羅紫玫瑰」是她的最愛 (海角七號讓我們可能找到可以呼應的片子？夢想、愛情、平凡、懷舊又有點嘲諷！)。她把她流瀉的情感全都置放在電影 (就像永遠無法寄達的信！)，沒想到電影中的男主角A發現了真誠的她 (電影中是他從電影裡面走出銀幕)，並決定帶她回到電影的虛幻人生活下去(60年前的情緣反映到現在的阿嘉與友子…)，但一方面，飾演男主角B的演員也千里迢迢的從好萊塢要逼戲中的男主角A回到電影裡把戲演完(恰如友子將要回到日本…)，而B也因為女主角的真誠與善良愛上了她 (友子離家自覺沒人照顧，阿嘉覺得他不應該只是這樣，兩個典型的憤青…)。女主角到底要選擇誰呢？真實或虛幻的人生呢？(一但錯過，待紅顏已老，年青不在，再回首徒留欷虛！)』。阿嘉把信送到，盒子一打開，「浦島太郎」與「李伯大夢」式的連接。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這一段造就海灘的擁抱，全劇的高潮！對照一群人他們愛情的隱諱或不堪！
我最深刻的是:
舒伯特名曲，歌德的詩《野玫瑰》，貫穿整劇：
「男孩看見野玫瑰，荒地上的野玫瑰，
清早盛開真鮮美，急忙跑去近前看，
愈看愈覺歡喜，玫瑰 玫瑰 紅玫瑰，
荒地上的玫瑰。
男孩說我要採你，荒地上的野玫瑰，
玫瑰說我要刺你，使你常會想起我，
不敢輕舉妄為，玫瑰 玫瑰 紅玫瑰，
荒地上的玫瑰。
男孩終於來折它，荒地上的野玫瑰，
玫瑰刺他也不管，玫瑰叫著也不理，
只好由他折取，玫瑰 玫瑰 紅玫瑰，
荒地上的玫瑰。」
HEIDENRÖSLEIN 野薔薇
Sah ein Knab ein Roslein stehn, 少年は野原に咲いている
Roslein auf der Heiden, 一輪の野薔薇を見た。
war so jung und morgenschon, 若々しく朝の陽を一杯に浴び
lief er schnell,es nah zu sehn, 彼は素早く行って親しげに
sah's mit vielen Freuden. その花を覗いた
Roslein,Roslein,Roslein rot, 薔薇よ、薔薇よ、真っ赤な薔薇よ、
Roslein auf der Heiden. 野に咲く花よ
Knabe sprach:ich breche dich, 少年は言った
Roslein auf der Heiden! 「薔薇よ、お前を折っちゃうよ！」
Roslein sprach:ich steche dich, 薔薇は言った
das du ewig denkst an mich, 「そんな事したらあたしはあんたに
und ich will's nicht leiden. 一生忘れることのない傷を負わせるから」
Roslein,Roslein,Roslein rot, 薔薇よ、薔薇よ、真っ赤な薔薇よ、
Roslein auf der Heiden. 野に咲く花よ
Und der wilde Knabe brach 粗野な少年は野薔薇を
s'Roslein auf der Heiden; 折りにかかった
Roslein wehrte sich und stach, 野薔薇は抵抗して怪我を負わせたが
half ihm doch kein Weh und Ach, 苦痛や悲鳴はなく
must es eben leiden. 無量感だけが残った
Roslein,Roslein,Roslein rot, 薔薇よ、薔薇よ、真っ赤な薔薇よ、
Roslein auf der Heiden. 野に咲く花よ
PETITE ROSE SUR LA LANDE
Un petit garçon vit une rose se dresser,
Petite Rose sur la lande,
Elle était si jeune et belle commme le matin,
Il courut pour la voir de plus près,
Et la vit avec beaucoup de bonheur.
Petite Rose, petite rose, petite rose rouge,
Petite rose sur la lande.
Le garçon dit : je vais te briser,
Petite rose sur la lande !
La petite rose dit : je vais te piquer,
Pour que tu pense à moi éternellement,
Et je ne le souffrirai pas,
Petite Rose, petite rose, petite rose rouge,
Petite rose sur la lande.
Et le sauvage garçon brisa
La petite rose sur la lande;
La petite rose se défendit et piqua;
Mais aucun cri, aucun gémissement ne l'aida,
Elle dit le subire.
Petite Rose, petite rose, petite rose rouge,
Petite rose sur la lande.
人事更迭，物換星移，千古傳唱，這是經典教育的重要！問我們家的小鬼會不會唱「野玫瑰」，她們唸同一個國小，一個有教、一個沒教，可惜！我們40年前的統一版本音樂課本上的歌曲，還記得一堆蘿蔔頭如螞蟻搬家般的搬著風琴上音樂的樣子吧！
海角七號，希望是個開頭…
『前幾天我遇到幾個老屁股，老影評人，很多人還在不解，為什麼技術、結構、敘事處處都有漏洞的《海角七號》會大賣成這樣。他們當著我的面說：難道國片觀眾的水準就這樣嗎？我笑而不答，很顯然的，他們還以為台灣觀眾仍處在當年剛解嚴，對於什麼文化產品新知都想要一睹的年代。他們忘了現在已經不是屬於「新浪潮」的年代，現在的大眾期待看到的是《海角七號》這類親民的電影，至於，嚴謹的藝術電影，雖然我是忠實的觀眾，但那畢竟是「小眾」，畢竟在台灣這個缺乏隱喻、象徵、符號學等哲學教育，且詩教育也不普及的國家，請認請這個事實吧。讓很多老屁股，老影評人繼續不解吧，如果《海角七號》的成功，能幫助後來的國片更好招募資金，甚至順利跳過輔導金這一塊。有更友善的通路，避免只能上映一周的窘況，觀眾、媒體都願意給國片多點機會(請避免說再一次機會，因為多數國片導演從來就沒錯)，《海角七號》真的是功德無量，而曾經幫忙《海角七號》催票的每一個人，其實都參予到歷史轉捩點的一部分。我們都該感到與有榮焉。
(http://blog.yam.com/tzaralin/article/17159234)』。
是啊！我常講：「作事要成功要把它當運動來搞！」，至少它的行銷是由下往上，由網民雄兵達成。我認為這個海角7號現象好比 1985年伍迪艾倫導的《開羅紫玫瑰，The Purple Rose of Cairo》：『在美國大蕭條時代 (我們現場不是嗎？)，一個擔任餐廳女侍，生活貧困，飽受丈夫暴力的Cecelia (我們則飽受媒體、社會壓力，年輕人則茫茫面對未來)，逃避生活的壓力就是去看電影 (相對廉價)，一部影片「開羅紫玫瑰」是她的最愛 (海角七號讓我們可能找到可以呼應的片子？夢想、愛情、平凡、懷舊又有點嘲諷！)。她把她流瀉的情感全都置放在電影 (就像永遠無法寄達的信！)，沒想到電影中的男主角A發現了真誠的她 (電影中是他從電影裡面走出銀幕)，並決定帶她回到電影的虛幻人生活下去(60年前的情緣反映到現在的阿嘉與友子…)，但一方面，飾演男主角B的演員也千里迢迢的從好萊塢要逼戲中的男主角A回到電影裡把戲演完(恰如友子將要回到日本…)，而B也因為女主角的真誠與善良愛上了她 (友子離家自覺沒人照顧，阿嘉覺得他不應該只是這樣，兩個典型的憤青…)。女主角到底要選擇誰呢？真實或虛幻的人生呢？(一但錯過，待紅顏已老，年青不在，再回首徒留欷虛！)』。阿嘉把信送到，盒子一打開，「浦島太郎」與「李伯大夢」式的連接。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這一段造就海灘的擁抱，全劇的高潮！對照一群人他們愛情的隱諱或不堪！
我最深刻的是:
舒伯特名曲，歌德的詩《野玫瑰》，貫穿整劇：
「男孩看見野玫瑰，荒地上的野玫瑰，
清早盛開真鮮美，急忙跑去近前看，
愈看愈覺歡喜，玫瑰 玫瑰 紅玫瑰，
荒地上的玫瑰。
男孩說我要採你，荒地上的野玫瑰，
玫瑰說我要刺你，使你常會想起我，
不敢輕舉妄為，玫瑰 玫瑰 紅玫瑰，
荒地上的玫瑰。
男孩終於來折它，荒地上的野玫瑰，
玫瑰刺他也不管，玫瑰叫著也不理，
只好由他折取，玫瑰 玫瑰 紅玫瑰，
荒地上的玫瑰。」
HEIDENRÖSLEIN 野薔薇
Sah ein Knab ein Roslein stehn, 少年は野原に咲いている
Roslein auf der Heiden, 一輪の野薔薇を見た。
war so jung und morgenschon, 若々しく朝の陽を一杯に浴び
lief er schnell,es nah zu sehn, 彼は素早く行って親しげに
sah's mit vielen Freuden. その花を覗いた
Roslein,Roslein,Roslein rot, 薔薇よ、薔薇よ、真っ赤な薔薇よ、
Roslein auf der Heiden. 野に咲く花よ
Knabe sprach:ich breche dich, 少年は言った
Roslein auf der Heiden! 「薔薇よ、お前を折っちゃうよ！」
Roslein sprach:ich steche dich, 薔薇は言った
das du ewig denkst an mich, 「そんな事したらあたしはあんたに
und ich will's nicht leiden. 一生忘れることのない傷を負わせるから」
Roslein,Roslein,Roslein rot, 薔薇よ、薔薇よ、真っ赤な薔薇よ、
Roslein auf der Heiden. 野に咲く花よ
Und der wilde Knabe brach 粗野な少年は野薔薇を
s'Roslein auf der Heiden; 折りにかかった
Roslein wehrte sich und stach, 野薔薇は抵抗して怪我を負わせたが
half ihm doch kein Weh und Ach, 苦痛や悲鳴はなく
must es eben leiden. 無量感だけが残った
Roslein,Roslein,Roslein rot, 薔薇よ、薔薇よ、真っ赤な薔薇よ、
Roslein auf der Heiden. 野に咲く花よ
PETITE ROSE SUR LA LANDE
Un petit garçon vit une rose se dresser,
Petite Rose sur la lande,
Elle était si jeune et belle commme le matin,
Il courut pour la voir de plus près,
Et la vit avec beaucoup de bonheur.
Petite Rose, petite rose, petite rose rouge,
Petite rose sur la lande.
Le garçon dit : je vais te briser,
Petite rose sur la lande !
La petite rose dit : je vais te piquer,
Pour que tu pense à moi éternellement,
Et je ne le souffrirai pas,
Petite Rose, petite rose, petite rose rouge,
Petite rose sur la lande.
Et le sauvage garçon brisa
La petite rose sur la lande;
La petite rose se défendit et piqua;
Mais aucun cri, aucun gémissement ne l'aida,
Elle dit le subire.
Petite Rose, petite rose, petite rose rouge,
Petite rose sur la lande.
人事更迭，物換星移，千古傳唱，這是經典教育的重要！問我們家的小鬼會不會唱「野玫瑰」，她們唸同一個國小，一個有教、一個沒教，可惜！我們40年前的統一版本音樂課本上的歌曲，還記得一堆蘿蔔頭如螞蟻搬家般的搬著風琴上音樂的樣子吧！
海角七號，希望是個開頭…
Wednesday, September 10, 2008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Google 的 banner (2008.09.10)
大型強子對撞器(Large Hadron Collider，LHC)是一座位於瑞士日內瓦近郊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的粒子加速器與對撞機，作為國際高能物理學研究之用。LHC已經建造完成，於2008年9月10日下午 16:00 (台北時間)開始運作，到時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設施。
我有一位朋友曾經在那裡完成博士論文實驗， 現在不在學校，卻在竹科...
我猜到最後是「本是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莊子天下篇：「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物質有盡處但如果是能量，那就能量不滅，那就是「萬世不竭」，愛嬰撕毯的 E=MC*C 與佛家說的「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兩者互為相映:物質與能量的兩面性。但這兩面性的轉換或轉換、甚至於是界面的維持，應該也是能量啊？
生命現象就是分子的碰撞， 牽涉到機率與分子構造； 但「意識」與「經神」這些「形而上」的是什麼?可確定的是生命是建立在物質的基礎之上， 生命抽離了物質， 物質可再循環， 但如另一部份如果可蛻變成能量(人的三魂七魄)， 還是不滅吧!否則真的宇宙會越來越小！ 佛家說的「成、住、空、壞」：發生、發展、消滅是宇宙間的一切事物不可抗拒的規律。天體的成、住、壞、空以及現代科學所說物質可變為能量，能量可變為物質。但是佛教的這一論點，實際上不僅指物質領域，而是論證物質、思維和絕對理體的融通不二的境界。
用LHC去解剖物質，但「房子是由磚塊構成的，但一堆磚塊並不是房子」，水是H2O，氫的氧化物，但此解剖與化約無法解釋水的三態。 電子的東西拆掉， 就是一堆廢五金。
著名英國天體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周二(9/9)表示，他已經拿出100美元作為賭資，打賭即將於9月10日開始運轉的大型強子對撞機是不會發現「上帝粒子(God Particle)」的「希格斯玻色子」 (Higgs boson particle)的存在的。
在美國 RHIC 開始實驗之時，同時包含內部的研究者與其他外部的科學家，都有擔心類似的實驗可能會引發理論上的一些災難，甚至摧毀地球或是整個宇宙：
創造出一個穩定的 黑洞
創造出比一般物質更穩定的奇異物質 (構成假說中的奇異星的物質) 吸收掉所有一般物質
創造出磁單極促成質子衰變
造成 量子力學真空態的相變到另一個未知的相態
RHIC與CERN 都有進行了一些研究調查，檢視是否有可能產生例如 微黑洞, 微小的奇異物質(奇異微子) 或是 磁單極 等危險的事件。 這份報告認為 "我們找不到任何可以證實的危害" 例如，除非某個未經證實的理論是對的，否則是不可能產生出微小黑洞的。即使真的有微黑洞產生了，預期會透過霍金輻射的機制，很快就會蒸發消失，所以會是無害的。而認為即使像LHC這樣高能量的加速器的安全性，最有力的論點在於一個簡單的事實：宇宙射線的能量是比起LHC來要高出非常多數量級的，太陽系星體從形成到現在這麼多年下來，都不斷地被宇宙射線轟擊。既沒有產生出微黑洞, 微小的奇異物質或是磁單極來，太陽、地球和月球也都沒有因此而被摧毀。
然而，仍有一些人還是對LHC的安全性有疑慮：像是這一個有著許多新的，未經測試過的實驗，是沒有辦法完全保證說上述的情況不會發生。 John Nelson 在 伯明罕大學 談到 RHIC 說 "這是非常不可能會有危害的 - 但是我無法百分之百保證。" 另外在學術界，對於霍金輻射是否是正確的，也是有一些疑問。
RHIC 自2000年運作到現在，都沒有有產生可以摧毀地球的物質的跡象。
Thursday, September 04, 2008
肥滋滋的問題
希望能從內分泌、營養、生理基礎研究，以新的想法與作法，整合魚類營養學者，解決鰻魚產業的實際問題。
鰻魚養殖堪稱台灣最大的水產養殖業，2006年產值約94億台幣，出口值佔水產品出口值的15﹪。依鰻為生計各行各業的人口約十萬人，因此「台灣鰻」產業對眾多生計有顯著的貢獻。雖然台灣鰻魚產業衰減，然而台灣鰻魚養殖不因此就淪為夕陽產業，反而持續地重視品質、安全、誠信、與品牌走出自己的困境；其中，鰻魚的品質與特殊風味和其高量油脂含量有關。
鰻魚在成長過程中堆積其體脂肪含量，可高達30-60%，學者曾提出脂肪堆積的臨界量，可能是使鰻魚發動生殖洄游的重要因素，已証明鰻魚所堆積的能量足夠其禁食、洄游4000-6000公里至產卵地產卵完成生殖。另一方面，鰻魚脂肪富含DHA (docosahexaenoic，二十二碳六烯酸)與EPA (eicosapentaenoic，二十碳五烯酸) 為優良健康食品。故鰻魚之特殊生活史，研究鰻魚脂肪合成、累積之機制與體脂肪能量之釋放，有其產業應用與基礎科學之價值。
哺乳動物的脂肪組織主要由脂肪細胞組成。哺乳動物在脂肪細胞中合成與儲存油脂，近年來脂肪細胞已被證明俱內分泌生理功能：分泌分泌瘦素(leptin)、adiponectin、resistin、和轉變雄性素（androgens）成雌性素（estrogens）的芳香酶(aromatase)，影響生物體能量代謝與生殖。在脂肪組織生長的早期，前脂肪細胞(pre-adipose cells)大量分化，造成脂肪細胞數目的增加；而脂肪的堆積是利用脂質生成(lipogenesis)與脂解作用(lipolysis)及脂肪酸氧化(fatty acid oxidation)兩者之間的平衡來做調控，此作用造成脂肪細胞體積的增加。故脂肪細胞數量與體積的增加，進而擴大脂肪能量累積。魚類不像哺乳動物在脂肪細胞中合成與儲存油脂，鰻魚肝臟為脂質之合成代謝部位，而鰻魚儲存油脂的脂肪細胞則分佈在肌肉纖維之間，腹腔中無脂肪體的構造。海水魚(海鱺，cobia)已証明其肌肉脂肪細胞在成長初期(體重在100-400克，一般成魚約8至10公斤)有顯著的增生，和哺乳動物脂肪細胞的增生模式類似。當哺乳動物需要儲存多餘的脂肪時，間葉幹細胞（mesenchymal stem cell）的細胞就會蛻變成前脂肪細胞（pre-adipocyte），然後再轉化為真正的脂肪細胞，此現象多發生在幼年期到青春期，成年後就停頓下來；但脂肪細胞的大小，則終生可變。在營養的調控作用中，高醣類飲食會刺激脂質生成；而多元不飽和脂肪酸(PUFA)和禁食則會抑制脂質生成。相關的荷爾蒙中，如生長激素、瘦體素會抑制脂肪生成，胰島素則會刺激脂肪生成。已證明多餘的脂肪(脂肪酸)影響脂肪細胞的分化，但脂肪酸如何藉由影響轉錄因子的表達來改變細胞功能？兩種可能為：一、藉由影響轉錄因子PPAR（peroxisome proliferators-activated receptors，過氧小體增生活化受體）家族; 二、藉由轉錄因子(如C/EBP，CCAAT/enhancer binding protein) 影響脂肪細胞分化。PPAR是核激素受體超家族的成員之一，是能量(脂肪)訊息的核內受器。PPAR因與其配體 (ligand) 結合的活性的不同，可分為 PPARα、PPARδ/和PPARγ，不同脂肪酸與PPARα或PPARγ的結合性不同。證據支持脂肪酸影響脂肪細胞分化及脂肪代謝主要經由PPARγ: 缺少PPARγ基因，祖細胞無法轉化為脂肪細胞。 PPARγ 和C/EBP 活化脂肪細胞特異基因表現，如脂肪酸合成酶（fatty acid synthetase）、脂肪酸結合蛋白（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leptin 和adiponectin，而直接作用於脂肪生成作用的最後階段。脂肪酸或其代謝產物是PPARγ的配體，可直接增進刺激PPARγ的活性，或增加PPARγ mRNA的表達。相反的，脂肪分解與代謝則和PPARα有關，PPARα分別對肝、心肌組織及骨骼肌中脂肪之代謝有關，剔除PPARα的老鼠會出現脂肪調節基因（lipid regulatory genes）表現量降低、β-氧化作用減少以及較多的脂肪累積於肝和心肌組織中。故不同PPAR對能量代謝負責執行不同，甚至相反的作用。從脂肪的質來看，哺乳動物脂肪酸去飽和酶（fatty acid desaturase）為一種膜結合去飽和酶，主要功能為參與體內HUFA之生合成，產生花生四烯酸（arachidonic acid，AA）、二十碳五烯酸(eicosapentaenoic acid，EPA）和二十二碳六烯酸(docosahexaenoic acid，DHA）。在PUFA合成過程中，特別是(n-3， n-6 PUFA)，δ-6去飽和轉化酶（delta-6 desaturase，D6D）是合成反應的限制因子，D6D的活性會受到很多因子的影響：胰島素、成長激素、發炎刺激物、過氧小體增生物，但最重要的是體內n-3，n-6 PUFA的缺乏。-5去飽和轉化酶（delta-5 desaturase，D5D）負責催化最後AA、EPA和DHA的產生。鰻魚脂肪富含DHA與EPA，一般而言，肉食性的海水魚類其脂肪酸去飽和酶(D6D，D5D)的活性不高，將植物油富含的PUFA 轉變成HUFA的能力不強；但黃豆油與油菜籽油可刺激黃金頭鯛D6D基因的表現，事實上斑馬魚的D6D同時具有D6D與D5D的活性。證據顯示剔PPAR 可刺激大白鼠肝臟D6D與D5D基因的表現，推測是經由PPAR 所引起的脂肪酸氧化，進而降低HUFA含量，PPAR感應HUFA含量降低而導致去飽和轉化酶的表現。但不知PPAR在魚類中是否有類似的效果，與在HUFA的合成路徑中所扮演的角色。脂肪組織生長，由脂肪細胞數量與體積的增加而造成，故脂肪組織需建立循環系統，血管內皮細胞成長因子 (VEGF，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growth factor)與血管成長因子 (Angpt-1，angiopoietin-1)已被證明與血管新生有關。PPAR 可影響VEGF的表現進而刺激或抑制血管新生，脂肪組織表現高量的VEGF ，而且VEGF的表現隨脂肪細胞的分化程度有顯著的升高。鰻魚的脂肪細胞並不構成組織，是以細胞叢(葡萄串狀)的方式分佈在肌肉纖維之間，鰻魚VEGF和脂肪細胞質與量的關係值得注意。
綜合以上，PPAR對脂肪的合成、累積與代謝、分解有相當重要的功能。
對魚類而言，不同的PPAR在不同的魚類（斑馬魚、海鱸魚、鱒魚、嘉臘、海鱺魚、鮭魚、比目魚、鯛魚）已被選殖或研究，證據顯示魚類PPARγ 的組織表現分佈比哺乳動物廣泛，而且對哺乳動物特異的PPARγ agonist對魚類的作用並不顯著；但是對PPAR對魚類脂肪細胞分化的影響或作用並不似哺乳類那麼清楚。
由鰻魚之特殊生活史與農業價值，研究鰻魚脂肪細胞分化、脂肪累積之機制與體脂肪能量之釋放，有其迫切之需要。本實驗室已選殖鰻魚 PPARγ、PPARα、Ddx5 (DEAD box polypeptide 5，p68；證明參與小鼠脂肪細胞分化)、leptin、RXR (retinoid X receptor，和PPAR形成異雙體結合到啟始子的對應DNA序列) 、VEGF、Angpt-1等基因片段與鰻魚細胞培養系統，擬從此基礎，繼續選殖脂肪細胞分化相關基因，研究鰻魚生長、脂肪合成、能量累積和內分泌與生殖的關係。
鰻魚養殖堪稱台灣最大的水產養殖業，2006年產值約94億台幣，出口值佔水產品出口值的15﹪。依鰻為生計各行各業的人口約十萬人，因此「台灣鰻」產業對眾多生計有顯著的貢獻。雖然台灣鰻魚產業衰減，然而台灣鰻魚養殖不因此就淪為夕陽產業，反而持續地重視品質、安全、誠信、與品牌走出自己的困境；其中，鰻魚的品質與特殊風味和其高量油脂含量有關。
鰻魚在成長過程中堆積其體脂肪含量，可高達30-60%，學者曾提出脂肪堆積的臨界量，可能是使鰻魚發動生殖洄游的重要因素，已証明鰻魚所堆積的能量足夠其禁食、洄游4000-6000公里至產卵地產卵完成生殖。另一方面，鰻魚脂肪富含DHA (docosahexaenoic，二十二碳六烯酸)與EPA (eicosapentaenoic，二十碳五烯酸) 為優良健康食品。故鰻魚之特殊生活史，研究鰻魚脂肪合成、累積之機制與體脂肪能量之釋放，有其產業應用與基礎科學之價值。
哺乳動物的脂肪組織主要由脂肪細胞組成。哺乳動物在脂肪細胞中合成與儲存油脂，近年來脂肪細胞已被證明俱內分泌生理功能：分泌分泌瘦素(leptin)、adiponectin、resistin、和轉變雄性素（androgens）成雌性素（estrogens）的芳香酶(aromatase)，影響生物體能量代謝與生殖。在脂肪組織生長的早期，前脂肪細胞(pre-adipose cells)大量分化，造成脂肪細胞數目的增加；而脂肪的堆積是利用脂質生成(lipogenesis)與脂解作用(lipolysis)及脂肪酸氧化(fatty acid oxidation)兩者之間的平衡來做調控，此作用造成脂肪細胞體積的增加。故脂肪細胞數量與體積的增加，進而擴大脂肪能量累積。魚類不像哺乳動物在脂肪細胞中合成與儲存油脂，鰻魚肝臟為脂質之合成代謝部位，而鰻魚儲存油脂的脂肪細胞則分佈在肌肉纖維之間，腹腔中無脂肪體的構造。海水魚(海鱺，cobia)已証明其肌肉脂肪細胞在成長初期(體重在100-400克，一般成魚約8至10公斤)有顯著的增生，和哺乳動物脂肪細胞的增生模式類似。當哺乳動物需要儲存多餘的脂肪時，間葉幹細胞（mesenchymal stem cell）的細胞就會蛻變成前脂肪細胞（pre-adipocyte），然後再轉化為真正的脂肪細胞，此現象多發生在幼年期到青春期，成年後就停頓下來；但脂肪細胞的大小，則終生可變。在營養的調控作用中，高醣類飲食會刺激脂質生成；而多元不飽和脂肪酸(PUFA)和禁食則會抑制脂質生成。相關的荷爾蒙中，如生長激素、瘦體素會抑制脂肪生成，胰島素則會刺激脂肪生成。已證明多餘的脂肪(脂肪酸)影響脂肪細胞的分化，但脂肪酸如何藉由影響轉錄因子的表達來改變細胞功能？兩種可能為：一、藉由影響轉錄因子PPAR（peroxisome proliferators-activated receptors，過氧小體增生活化受體）家族; 二、藉由轉錄因子(如C/EBP，CCAAT/enhancer binding protein) 影響脂肪細胞分化。PPAR是核激素受體超家族的成員之一，是能量(脂肪)訊息的核內受器。PPAR因與其配體 (ligand) 結合的活性的不同，可分為 PPARα、PPARδ/和PPARγ，不同脂肪酸與PPARα或PPARγ的結合性不同。證據支持脂肪酸影響脂肪細胞分化及脂肪代謝主要經由PPARγ: 缺少PPARγ基因，祖細胞無法轉化為脂肪細胞。 PPARγ 和C/EBP 活化脂肪細胞特異基因表現，如脂肪酸合成酶（fatty acid synthetase）、脂肪酸結合蛋白（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leptin 和adiponectin，而直接作用於脂肪生成作用的最後階段。脂肪酸或其代謝產物是PPARγ的配體，可直接增進刺激PPARγ的活性，或增加PPARγ mRNA的表達。相反的，脂肪分解與代謝則和PPARα有關，PPARα分別對肝、心肌組織及骨骼肌中脂肪之代謝有關，剔除PPARα的老鼠會出現脂肪調節基因（lipid regulatory genes）表現量降低、β-氧化作用減少以及較多的脂肪累積於肝和心肌組織中。故不同PPAR對能量代謝負責執行不同，甚至相反的作用。從脂肪的質來看，哺乳動物脂肪酸去飽和酶（fatty acid desaturase）為一種膜結合去飽和酶，主要功能為參與體內HUFA之生合成，產生花生四烯酸（arachidonic acid，AA）、二十碳五烯酸(eicosapentaenoic acid，EPA）和二十二碳六烯酸(docosahexaenoic acid，DHA）。在PUFA合成過程中，特別是(n-3， n-6 PUFA)，δ-6去飽和轉化酶（delta-6 desaturase，D6D）是合成反應的限制因子，D6D的活性會受到很多因子的影響：胰島素、成長激素、發炎刺激物、過氧小體增生物，但最重要的是體內n-3，n-6 PUFA的缺乏。-5去飽和轉化酶（delta-5 desaturase，D5D）負責催化最後AA、EPA和DHA的產生。鰻魚脂肪富含DHA與EPA，一般而言，肉食性的海水魚類其脂肪酸去飽和酶(D6D，D5D)的活性不高，將植物油富含的PUFA 轉變成HUFA的能力不強；但黃豆油與油菜籽油可刺激黃金頭鯛D6D基因的表現，事實上斑馬魚的D6D同時具有D6D與D5D的活性。證據顯示剔PPAR 可刺激大白鼠肝臟D6D與D5D基因的表現，推測是經由PPAR 所引起的脂肪酸氧化，進而降低HUFA含量，PPAR感應HUFA含量降低而導致去飽和轉化酶的表現。但不知PPAR在魚類中是否有類似的效果，與在HUFA的合成路徑中所扮演的角色。脂肪組織生長，由脂肪細胞數量與體積的增加而造成，故脂肪組織需建立循環系統，血管內皮細胞成長因子 (VEGF，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growth factor)與血管成長因子 (Angpt-1，angiopoietin-1)已被證明與血管新生有關。PPAR 可影響VEGF的表現進而刺激或抑制血管新生，脂肪組織表現高量的VEGF ，而且VEGF的表現隨脂肪細胞的分化程度有顯著的升高。鰻魚的脂肪細胞並不構成組織，是以細胞叢(葡萄串狀)的方式分佈在肌肉纖維之間，鰻魚VEGF和脂肪細胞質與量的關係值得注意。
綜合以上，PPAR對脂肪的合成、累積與代謝、分解有相當重要的功能。
對魚類而言，不同的PPAR在不同的魚類（斑馬魚、海鱸魚、鱒魚、嘉臘、海鱺魚、鮭魚、比目魚、鯛魚）已被選殖或研究，證據顯示魚類PPARγ 的組織表現分佈比哺乳動物廣泛，而且對哺乳動物特異的PPARγ agonist對魚類的作用並不顯著；但是對PPAR對魚類脂肪細胞分化的影響或作用並不似哺乳類那麼清楚。
由鰻魚之特殊生活史與農業價值，研究鰻魚脂肪細胞分化、脂肪累積之機制與體脂肪能量之釋放，有其迫切之需要。本實驗室已選殖鰻魚 PPARγ、PPARα、Ddx5 (DEAD box polypeptide 5，p68；證明參與小鼠脂肪細胞分化)、leptin、RXR (retinoid X receptor，和PPAR形成異雙體結合到啟始子的對應DNA序列) 、VEGF、Angpt-1等基因片段與鰻魚細胞培養系統，擬從此基礎，繼續選殖脂肪細胞分化相關基因，研究鰻魚生長、脂肪合成、能量累積和內分泌與生殖的關係。
Tuesday, September 02, 2008
科學研究與師徒關係
本文選自 陳佳香的"Librarian and Possession" (http://chchen.xxc.idv.tw/2008/04/)
1977年美國學者哈里特．祖克曼 (Harriet Zuckerman) 所著的「科學精英:美國的諾貝爾獎金獲獎者」 (Scientific Elite) 一書中，用科學社會學的方法探討傑出科學家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師徒關係。
• 至1972年為止，出現在書中的92位美國諾貝爾獎得主，領域包含物理、醫學及化學等等。祖克曼發現，半數 (48位) 以上的諾貝爾獎得主，曾以學生、博士後研究員或資淺同事的身份，與另一位較年長的得主共事過。
• 這些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在作為「徒弟」的時候，從「師傅」那裡得到學到什麼呢？根據祖克曼的調查，當然不是只有特定的知識和技術，而是思考的風格，思考風格裡包括了尋找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方法，還有不能編纂整理的思維和工作等隱性知識。
• 關於科學界最上層的師徒關係，沒有比祖克曼 (Harriet Zuckerman) 的「科學精英」(Scientific Ellite) 描述的更透徹的書了。
• 也就是經由這樣的師徒關係，相對於普通科學工作的精英科學才得以發展。從這個觀點來看，科學上的重大發現並不是個別天才的作品，而是一些「科學家族」經由幾代的聯繫，把一些特別而關鍵特質分享下來的結果。
• 而分享下來的究竟是什麼東西？當然不只有特定的知識和技術，說實在的，那些可能是最不重要的東西。『科學精英』以很長的章節討論了師徒關係，標題為「師父與徒弟」(Masters and Apprentices)。
• 祖克曼在其中寫道，一位諾貝爾獎得主曾告訴過他，徒弟從師父那裡學到的與其說是知識和技巧，還不如說是「思考的風格」，而思考風格裡包括了尋找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方法。套句社會學用語，那些未來的諾貝爾得主對於有意義、重要正確問題的感覺，早已經被集體社會化了。
• 祖克曼寫道，經由這樣的師徒關係，「加上徒弟對師父的強烈認同感受(有時相當於英雄崇拜)，某些科學研究的品味得以分享下來」，等到徒弟自己成為師父，「這些精英科學家常會重複他們當學徒時所觀察到的行為模式」。(註1)
※ 坎尼葛爾
•而坎尼葛爾 (Robert Kanigel) 在其所著的「天才的學徒:建構叱吒風雲的科學王朝」(Apprentice to Genius: the making of a scientific dynasty) 一書中，引述了諾貝爾獎獲得者梅達瓦(P.B. Medawar)在對”年輕科學家的忠告”中的觀點「任何時代的科學家要獲得重要的發現，必須要研究重要問題」。
• 但是什麼東西使得一個問題變為”重要的”？當你看到某一問題的時候你怎麼知道它是重要的？人們不能從書本中得到答案，也不能明確的說出答案，答案往往要通過例子，通過慢慢增加的個人喃喃不清的自言自語和抱怨，透過師徒之間若干合作中所發出的微笑、皺眉或感嘆來獲得，這就是說科學家要發現一個好的問題需要通過隱性認識和通過隱性途徑。(註2)
※ 貝車
• 貝車 (Tony Becher) 在其所著的「學術部落和領地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intellectual enquiry and the cultures of disciplines)」一書中認為，研究生在進入某一學術領域的過程中，會接觸到兩種主要的隱性知識；
• 一種是從這一學術領域的長期經驗中產生的隱性知識，是該領域的精英完成掌握的能力，這種隱性知識中最重要的成份是調控科學論文發表的能力，如什麼東西算作有意義的貢獻，什麼東西算作回答疑問，什麼東西算作回答的論據，哪些成果要趕快發表，哪些成果要保留等等。
• 另一種隱性知識是研究生自己在研究生期間的科研實踐中獲得的，如直覺力、想像力、研究技巧、合作能力等等。(註3)
※ 喬那生．科爾
• 喬那生．科爾在「公平的科學」(Fair Science: Women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一書中指出，師徒關係對於「培養青年科學家認知什麼是好而重要的問題、怎麼做研究、怎麼推理、怎麼對問題抱持批判的態度，以及將來怎麼教育下一代知識份子等等，都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性」，經由這層關係，一些所謂的「秘笈」得以傳遞下去。
※ 坎尼葛爾
• 坎尼葛爾認為，在科學精英的養成中，師承扮演了重要角色，這是每位研究科學的人都知道的社會現象。「有名的科學家背後幾乎都有一位支持者」，所以喬那生．科爾在「公平的科學」一書中這樣寫著：
•「的確，幾乎在所有科學家的自述中，總會對曾經指導或支持過他們的人表示敬意，即使是在愛恨交加的心情下．．．．．．．．．．在數以千計的師徒關係之中，我們看到了一項重要機制－－－科學傳統的代代相傳。」
• 科學常被視為巨大的知識蓄水池，一批批相互交替的科學家持續將貢獻投注其中，使其不斷增大，科學的進展過程少有一般俗語說的「突破」。
• 大多數知識的累積是靠全世界成千上萬的同行共同努力而來，是一點一滴拼成的壯麗圖畫，就如同點描法繪成的美麗非凡的油畫。(註4)
※ 註釋
1. 陳佳香，陳昭珍 (2007)。水產研究人員隱性知識分享之研究。大學圖書館，11(1)，73-96。
2 .肖廣玲。「隱性知識、隱性認識和科學研究」，自然辯證法研究，15卷8期 (1999)，頁20。
3. Tony Becher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 intellectual enquiry and the cultures of disciplines。(USA,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to higher education &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9),P.26
「a graduate student, as part of his or her socialisation into an academic discipline, will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wo main categories of tacit knowledge. One of them is the knowledge that has grown out of long experience in the discipline. …………The other category of tacit knowledge is generated by the students themselves as they try to make sense of what they are experiencing in the graduate studies program. Like the former type, it is likely to be used as a guide for action. And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what goes on in Academia they are both of great importance.」
4. Robert Kanigel (坎尼葛爾)著；潘震澤、朱業修譯。天才的學徒。(台北市：天下，1997)，頁294-312。
1977年美國學者哈里特．祖克曼 (Harriet Zuckerman) 所著的「科學精英:美國的諾貝爾獎金獲獎者」 (Scientific Elite) 一書中，用科學社會學的方法探討傑出科學家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師徒關係。
• 至1972年為止，出現在書中的92位美國諾貝爾獎得主，領域包含物理、醫學及化學等等。祖克曼發現，半數 (48位) 以上的諾貝爾獎得主，曾以學生、博士後研究員或資淺同事的身份，與另一位較年長的得主共事過。
• 這些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在作為「徒弟」的時候，從「師傅」那裡得到學到什麼呢？根據祖克曼的調查，當然不是只有特定的知識和技術，而是思考的風格，思考風格裡包括了尋找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方法，還有不能編纂整理的思維和工作等隱性知識。
• 關於科學界最上層的師徒關係，沒有比祖克曼 (Harriet Zuckerman) 的「科學精英」(Scientific Ellite) 描述的更透徹的書了。
• 也就是經由這樣的師徒關係，相對於普通科學工作的精英科學才得以發展。從這個觀點來看，科學上的重大發現並不是個別天才的作品，而是一些「科學家族」經由幾代的聯繫，把一些特別而關鍵特質分享下來的結果。
• 而分享下來的究竟是什麼東西？當然不只有特定的知識和技術，說實在的，那些可能是最不重要的東西。『科學精英』以很長的章節討論了師徒關係，標題為「師父與徒弟」(Masters and Apprentices)。
• 祖克曼在其中寫道，一位諾貝爾獎得主曾告訴過他，徒弟從師父那裡學到的與其說是知識和技巧，還不如說是「思考的風格」，而思考風格裡包括了尋找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方法。套句社會學用語，那些未來的諾貝爾得主對於有意義、重要正確問題的感覺，早已經被集體社會化了。
• 祖克曼寫道，經由這樣的師徒關係，「加上徒弟對師父的強烈認同感受(有時相當於英雄崇拜)，某些科學研究的品味得以分享下來」，等到徒弟自己成為師父，「這些精英科學家常會重複他們當學徒時所觀察到的行為模式」。(註1)
※ 坎尼葛爾
•而坎尼葛爾 (Robert Kanigel) 在其所著的「天才的學徒:建構叱吒風雲的科學王朝」(Apprentice to Genius: the making of a scientific dynasty) 一書中，引述了諾貝爾獎獲得者梅達瓦(P.B. Medawar)在對”年輕科學家的忠告”中的觀點「任何時代的科學家要獲得重要的發現，必須要研究重要問題」。
• 但是什麼東西使得一個問題變為”重要的”？當你看到某一問題的時候你怎麼知道它是重要的？人們不能從書本中得到答案，也不能明確的說出答案，答案往往要通過例子，通過慢慢增加的個人喃喃不清的自言自語和抱怨，透過師徒之間若干合作中所發出的微笑、皺眉或感嘆來獲得，這就是說科學家要發現一個好的問題需要通過隱性認識和通過隱性途徑。(註2)
※ 貝車
• 貝車 (Tony Becher) 在其所著的「學術部落和領地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intellectual enquiry and the cultures of disciplines)」一書中認為，研究生在進入某一學術領域的過程中，會接觸到兩種主要的隱性知識；
• 一種是從這一學術領域的長期經驗中產生的隱性知識，是該領域的精英完成掌握的能力，這種隱性知識中最重要的成份是調控科學論文發表的能力，如什麼東西算作有意義的貢獻，什麼東西算作回答疑問，什麼東西算作回答的論據，哪些成果要趕快發表，哪些成果要保留等等。
• 另一種隱性知識是研究生自己在研究生期間的科研實踐中獲得的，如直覺力、想像力、研究技巧、合作能力等等。(註3)
※ 喬那生．科爾
• 喬那生．科爾在「公平的科學」(Fair Science: Women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一書中指出，師徒關係對於「培養青年科學家認知什麼是好而重要的問題、怎麼做研究、怎麼推理、怎麼對問題抱持批判的態度，以及將來怎麼教育下一代知識份子等等，都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性」，經由這層關係，一些所謂的「秘笈」得以傳遞下去。
※ 坎尼葛爾
• 坎尼葛爾認為，在科學精英的養成中，師承扮演了重要角色，這是每位研究科學的人都知道的社會現象。「有名的科學家背後幾乎都有一位支持者」，所以喬那生．科爾在「公平的科學」一書中這樣寫著：
•「的確，幾乎在所有科學家的自述中，總會對曾經指導或支持過他們的人表示敬意，即使是在愛恨交加的心情下．．．．．．．．．．在數以千計的師徒關係之中，我們看到了一項重要機制－－－科學傳統的代代相傳。」
• 科學常被視為巨大的知識蓄水池，一批批相互交替的科學家持續將貢獻投注其中，使其不斷增大，科學的進展過程少有一般俗語說的「突破」。
• 大多數知識的累積是靠全世界成千上萬的同行共同努力而來，是一點一滴拼成的壯麗圖畫，就如同點描法繪成的美麗非凡的油畫。(註4)
※ 註釋
1. 陳佳香，陳昭珍 (2007)。水產研究人員隱性知識分享之研究。大學圖書館，11(1)，73-96。
2 .肖廣玲。「隱性知識、隱性認識和科學研究」，自然辯證法研究，15卷8期 (1999)，頁20。
3. Tony Becher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 intellectual enquiry and the cultures of disciplines。(USA,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to higher education &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9),P.26
「a graduate student, as part of his or her socialisation into an academic discipline, will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wo main categories of tacit knowledge. One of them is the knowledge that has grown out of long experience in the discipline. …………The other category of tacit knowledge is generated by the students themselves as they try to make sense of what they are experiencing in the graduate studies program. Like the former type, it is likely to be used as a guide for action. And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what goes on in Academia they are both of great importance.」
4. Robert Kanigel (坎尼葛爾)著；潘震澤、朱業修譯。天才的學徒。(台北市：天下，1997)，頁294-312。
Monday, September 01, 2008
鰻魚的季節
劉黎兒 作品
摘自時報悅讀網: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AUTHORS/LILL/diary/2003-1013.htm
在日本的雜誌上看到有女人告白「他一個月只肯跟自己做一次愛」，然後針對這樣的告白，充當人生導師的人便回應說「好可憐！芳心寂寞，讓他多吃點鰻魚吧！」這實在是有點不可思議，因為一個月做一次，在日本的平均統計不算太過分的，一年做不到一次的也很司空見慣呢！還有吃鰻魚補陽，這是愛吃鰻魚的我所不知道的，不過像山本跟我說「大部分補陽的東西都是象形的，像是人蔘、犀牛角等，當然鰻魚也是呢！其他泥鰍、鱔魚等也不例外」，那愛吃鰻魚的我會不會愈來愈陽性化呢？
萬葉集裡曾經歌詠在夏季消瘦吃鰻魚，可見鰻魚自古便是夏天補給精力的來源，是一種妙藥； 鰻魚的季節或許原本應該是夏季，尤其是日本人有在「土用之丑之日」一定要吃鰻魚的傳統，土用是曆法上的名詞，像立夏前十八天是春之土用，所謂「土用之丑之日」通常是指立秋前十八天的夏之土用，雖說即將立秋，正是酷暑巔峰時﹐吃鰻魚也是消暑的方法之一，在這一天吃鰻魚據說是因為以前諸侯留下的傳統，傳說這一天吃鰻魚不會食物中毒，也有說法是有鰻魚店找了名家寫了招牌說「本日是土用之丑之日」，結果效果不錯，引起仿效，不過這一天吃鰻魚總是有道理的；但不僅夏天，日本近年來也逐漸熱帶化，所以一年四季都會想吃鰻魚呢！
許多地方的天然鰻魚則是要過了八月十五日的盂蘭盆節的九月之後才能吃，所以真正的老饕是在秋天才吃鰻魚，因為鰻魚秋天為了產卵所以從河川下海去，那時全身都是脂肪，最為肥美的；此外像在宎道湖一帶還有用鰻魚來慶祝新米的收成，也是因為鰻魚為了要冬眠所以蓄積了非常多的脂肪，加上炊好的亮晶晶的白米飯，是最為令人垂涎的組合了。
日本的河川以及近海都有無數的魚在游泳，其中與日本人交往歷史非常悠久的便是鰻魚，鰻魚不但在風土記、日本書紀、萬葉集裡便已經有人歌頌，而且從繩文遺跡裡也發現有鰻魚，雖然我們常常吃到的都是烤鰻魚（蒱燒）飯，其實日本各地不但有不同的捕鰻的漁法以及料理，所以大概古早時代，鰻魚是還蠻好抓的；日本人現在一年吃十二萬噸的鰻魚，是世界第一的鰻魚消費國，不過幾乎都是養殖的居多，最近日本人已經開發出從人工受精讓鰻魚產卵、孵卵成幼魚（小白魚）、養成成鰻，也就是開發出完全養殖法了；如果不是這樣，日本人也無法常常吃鰻魚，以前鰻魚算是非常珍貴、有很營養的高級料理，不是有什麼好事或需要是沒法吃的，現在則一千日圓左右便可以吃道還不錯的鰻魚飯呢！
在江戶的前海抓的鰻魚非常美味，所以「江戶前」，原本就是指鰻魚，是江戶人非常得意的美食，在江戶前海一般魚類或是烹飪的方法都叫江戶前，鰻魚的話則連在隅田川以即江戶川抓的也算，不過後來因為河川工程以及填海等，所以「江戶前」都逐漸消使，只剩鰻魚還殘留著，還有幾名漁夫會於盛夏在江戶川以及葛西海岸抓鰻魚。
抓鰻魚的方法有用手伸到干潟裡直接去抓的妙技，其他還有江戶川等地最常用的「筒漁」，也就是放許多竹筒放餌讓鰻魚鑽進去，但是因為是漏斗型的口，所以鰻魚鑽進去就出不來，漁夫在划著小舟來撿拾這些竹筒，當然除了鰻魚之外﹐其他許多魚如鯊魚等也都可能進筒待斃，筒漁的漁夫則是將鰻魚拿來炸，也就是鰻魚的天麩羅，味道很像穴子的天麩羅。
吃鰻魚的方法雖然很多，像是江戶川漁夫料理中鰻魚是「煮鰻」，也就放到醬油以及味醂的醬汁裡簡單地滷一下，這是只有天然鰻魚才可能有這種吃法，如果是養殖的話，則很快便會碎爛掉；不過一般最常見的還是烤鰻，也就是蒲燒，如果是天然鰻，有的老鋪還會用古法先蒸過再打進串燒用的竹籤，不過蒸過後非常柔軟，要有技術才串得起來﹐現在這樣既蒸又烤的天然鰻，一客最少要五千日圓以上，真正的天然鰻是有點泥臭的，也就是自己生長的地河川的味道。
烤鰻看起來簡單，其實學問很大，因為日本的俗諺是「串打三年、板割五年，火缽（燒烤）一生」，烤鰻的技術非常難，不過許多名店都說，最重要的還是用好鰻魚最重要，雖然天然鰻魚已經不多了，但是好的店還是會努力去找接近天然的來燒烤，好的鰻魚是嘴巴很小而體肥，這種鰻魚在烤的時候會像是高級的奶油掉到火裡的一樣的氣味。
因為連現代的日本人都很少吃過天然鰻魚，都是從養殖鰻魚入門的，因此記憶裡只有養殖鰻魚的味道，所以第一次吃天然鰻魚時還會大吃一驚，職嫌有泥巴味呢！
好的鰻魚店，都是進門一個小時才能吃到的，因為剖了後一定要馬上調理，等客人點了才剖魚，如果一開始便蒸的話，則味道會比較差，所以客人要有點耐心，在等鰻魚上桌前先喝點小酒，而吃點小泡菜就好，以免破壞等會兒要吃的鰻魚的味道，然後清酒比啤酒適合，因為鰻魚要吃鰻魚飯（也就是鰻魚蓋飯或是鰻重）。
烤鰻的醬汁也是每家店都有家傳祕方，十分講究，雖然大部分的日本人吃鰻魚飯都要吃醬汁滲泡得很徹底的，我自己不喜歡烤完後太多的醬汁黏在飯上，所以都會跟店裡要求「不要醬汁（tarenasi）」或是醬汁另外盛放﹐讓飯白白乾乾的，我常去的店，都已經知道我的囉唆的吃法，然後再撒很多的山椒粉（花椒粉）其實是為了除泥臭，其實我大部分的時候吃的都是養殖的，養殖的不撒也可以，但是因為鰻魚店的山椒粉都很香，所以都會撒；鰻魚因為是從尾巴開始動的，所以如果有上半身與下半身要挑時，最好是挑下半身，下半身比較節食而不是虛胖。
好吃的鰻魚真的是入口即化，一口咬下，滿口鰻香，大部分的人形容鰻魚飯好吃是瞬間將一大盒飯都吃得乾乾淨淨的，尤其是現代人早已經不吃那麼多飯了，但是好吃的鰻魚飯，飯本身也是料理重要的一部份，存在感不會下於鰻魚的；鰻魚有特殊的氣味，但是不執拗，所以一個月吃一次或是一週吃一次都不算過分；除了鰻魚本身之外，我還喜歡吃鰻魚的內臟的串燒（unagimo），以前大概也幾乎很少有女人自己去單點這種很「補」的部位﹐如果跟男人去吃，男人會說出「吃了這麼多unagimo，不知道會發生什麼後果！」這些部位或是還有鰻魚頭的串燒，味道都很濃厚，從江戶時代起便是下酒的酒餚，現在也有的燒鳥（烤雞）店雖然不賣鰻魚，但是賣鰻肝等的燒烤，不過內臟還是要在經常生剖鰻魚的店吃才會好吃。
鰻魚最好吃的還是「白燒」，也就是不沾醬去燒烤，大抵是天然鰻魚或世上好的養殖鰻魚才經得起這樣吃法，不沾醬，所以用鹽、山葵或是沾梅子醬吃，我覺得那是天下一品；如果有賣白燒的店，大抵是對鰻魚的品質以及鮮度有自信的店；大部分的街頭小鰻魚店則不賣「白燒」；許多店都會標榜自己適用「備長炭」烤的，不過最近這種炭也已經無法從中國大陸進口，因此有的店悄悄地將「本店使用備長炭」的招牌拿下來。
因為鰻魚基本上是「江戶前」，所以東京好的鰻魚店非常多，像是銀座的竹葉亭、築地的宮川本店等都是我愛的店，我去過全日本最好的鰻魚料亭，就是赤阪的「重箱」，已經是創業二百年的老店，那裡是許多名首相愛去的店，帶我去的一位前輩，每次都會指定志賀直哉最喜歡用的房間，「重箱」有非常雅緻的庭園，最令客人印象深刻的是女將氣質好到極點，讓我覺得是我肉眼看過最美的女人，而且每次美的感覺都有點不同，典雅中不失純樸，我到日本網站上看到許多客人也對女將有絕大好感，「重箱」因為是料亭，晚上最少一萬八千日圓起，當然吃全套又不僅此數，全套中有該店著名的生鯉魚片（鯉洗）以及白燒，我還沒有自己掏腰包去吃過；店名所以為「重箱」，便是用輪島漆器的重箱端出鰻魚飯來，味道與氣氛都是第一流的。
關西人吃鰻魚又很不相同，關東人剖鰻從鰻魚背部剖，切成二段，用竹籤串，然後從皮的一端烤，但是關西則從腹部剖，然後用鐵針串，以前從肉的一邊開始烤，現在則也從皮開始烤，烤完再切成二塊或是三塊，關東人喜歡用110公克左右的小鰻，而關西人喜歡用150公克的大鰻；關西燒烤時比較不講究，稍微焦掉也不介意，鰻魚頭則用來煮豆腐；關東人燒烤非常細心，工夫好壞看尾巴有沒有烤焦可知端倪，關西人常常白燒後再沾醬，而不先蒸；而且關西人在吃的時候是邊將鰻魚用筷子弄碎拌飯吃，蒲燒據說原本是在京阪開始而傳到江戶去的，只不過發揚光大的是江戶；關西人覺得鰻魚飯是很男性的食物，而且應該在尚未冷卻時便趕快吃掉，而且擔心鰻魚涼掉，還有將鰻魚埋在熱飯裡的。
關東人喜歡吃香嫩、幾乎無骨感覺的鰻魚，但是關西人則喜歡有點勁道，注重皮等入口的口感，但是近年來關東口味已經取得壓倒性優勢，連在大阪要找道地關西式鰻魚都不容易呢！
通常是在阿佐谷商店街的一家鰻魚老店的「稻毛屋」吃鰻魚飯，最近則發現中野車站後一家殘破老舊也是傳說中的名店，有未頑固老爹很專心地在燒烤，神情相當誘人，近日內大概會去探探險吧！
摘自時報悅讀網: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AUTHORS/LILL/diary/2003-1013.htm
在日本的雜誌上看到有女人告白「他一個月只肯跟自己做一次愛」，然後針對這樣的告白，充當人生導師的人便回應說「好可憐！芳心寂寞，讓他多吃點鰻魚吧！」這實在是有點不可思議，因為一個月做一次，在日本的平均統計不算太過分的，一年做不到一次的也很司空見慣呢！還有吃鰻魚補陽，這是愛吃鰻魚的我所不知道的，不過像山本跟我說「大部分補陽的東西都是象形的，像是人蔘、犀牛角等，當然鰻魚也是呢！其他泥鰍、鱔魚等也不例外」，那愛吃鰻魚的我會不會愈來愈陽性化呢？
萬葉集裡曾經歌詠在夏季消瘦吃鰻魚，可見鰻魚自古便是夏天補給精力的來源，是一種妙藥； 鰻魚的季節或許原本應該是夏季，尤其是日本人有在「土用之丑之日」一定要吃鰻魚的傳統，土用是曆法上的名詞，像立夏前十八天是春之土用，所謂「土用之丑之日」通常是指立秋前十八天的夏之土用，雖說即將立秋，正是酷暑巔峰時﹐吃鰻魚也是消暑的方法之一，在這一天吃鰻魚據說是因為以前諸侯留下的傳統，傳說這一天吃鰻魚不會食物中毒，也有說法是有鰻魚店找了名家寫了招牌說「本日是土用之丑之日」，結果效果不錯，引起仿效，不過這一天吃鰻魚總是有道理的；但不僅夏天，日本近年來也逐漸熱帶化，所以一年四季都會想吃鰻魚呢！
許多地方的天然鰻魚則是要過了八月十五日的盂蘭盆節的九月之後才能吃，所以真正的老饕是在秋天才吃鰻魚，因為鰻魚秋天為了產卵所以從河川下海去，那時全身都是脂肪，最為肥美的；此外像在宎道湖一帶還有用鰻魚來慶祝新米的收成，也是因為鰻魚為了要冬眠所以蓄積了非常多的脂肪，加上炊好的亮晶晶的白米飯，是最為令人垂涎的組合了。
日本的河川以及近海都有無數的魚在游泳，其中與日本人交往歷史非常悠久的便是鰻魚，鰻魚不但在風土記、日本書紀、萬葉集裡便已經有人歌頌，而且從繩文遺跡裡也發現有鰻魚，雖然我們常常吃到的都是烤鰻魚（蒱燒）飯，其實日本各地不但有不同的捕鰻的漁法以及料理，所以大概古早時代，鰻魚是還蠻好抓的；日本人現在一年吃十二萬噸的鰻魚，是世界第一的鰻魚消費國，不過幾乎都是養殖的居多，最近日本人已經開發出從人工受精讓鰻魚產卵、孵卵成幼魚（小白魚）、養成成鰻，也就是開發出完全養殖法了；如果不是這樣，日本人也無法常常吃鰻魚，以前鰻魚算是非常珍貴、有很營養的高級料理，不是有什麼好事或需要是沒法吃的，現在則一千日圓左右便可以吃道還不錯的鰻魚飯呢！
在江戶的前海抓的鰻魚非常美味，所以「江戶前」，原本就是指鰻魚，是江戶人非常得意的美食，在江戶前海一般魚類或是烹飪的方法都叫江戶前，鰻魚的話則連在隅田川以即江戶川抓的也算，不過後來因為河川工程以及填海等，所以「江戶前」都逐漸消使，只剩鰻魚還殘留著，還有幾名漁夫會於盛夏在江戶川以及葛西海岸抓鰻魚。
抓鰻魚的方法有用手伸到干潟裡直接去抓的妙技，其他還有江戶川等地最常用的「筒漁」，也就是放許多竹筒放餌讓鰻魚鑽進去，但是因為是漏斗型的口，所以鰻魚鑽進去就出不來，漁夫在划著小舟來撿拾這些竹筒，當然除了鰻魚之外﹐其他許多魚如鯊魚等也都可能進筒待斃，筒漁的漁夫則是將鰻魚拿來炸，也就是鰻魚的天麩羅，味道很像穴子的天麩羅。
吃鰻魚的方法雖然很多，像是江戶川漁夫料理中鰻魚是「煮鰻」，也就放到醬油以及味醂的醬汁裡簡單地滷一下，這是只有天然鰻魚才可能有這種吃法，如果是養殖的話，則很快便會碎爛掉；不過一般最常見的還是烤鰻，也就是蒲燒，如果是天然鰻，有的老鋪還會用古法先蒸過再打進串燒用的竹籤，不過蒸過後非常柔軟，要有技術才串得起來﹐現在這樣既蒸又烤的天然鰻，一客最少要五千日圓以上，真正的天然鰻是有點泥臭的，也就是自己生長的地河川的味道。
烤鰻看起來簡單，其實學問很大，因為日本的俗諺是「串打三年、板割五年，火缽（燒烤）一生」，烤鰻的技術非常難，不過許多名店都說，最重要的還是用好鰻魚最重要，雖然天然鰻魚已經不多了，但是好的店還是會努力去找接近天然的來燒烤，好的鰻魚是嘴巴很小而體肥，這種鰻魚在烤的時候會像是高級的奶油掉到火裡的一樣的氣味。
因為連現代的日本人都很少吃過天然鰻魚，都是從養殖鰻魚入門的，因此記憶裡只有養殖鰻魚的味道，所以第一次吃天然鰻魚時還會大吃一驚，職嫌有泥巴味呢！
好的鰻魚店，都是進門一個小時才能吃到的，因為剖了後一定要馬上調理，等客人點了才剖魚，如果一開始便蒸的話，則味道會比較差，所以客人要有點耐心，在等鰻魚上桌前先喝點小酒，而吃點小泡菜就好，以免破壞等會兒要吃的鰻魚的味道，然後清酒比啤酒適合，因為鰻魚要吃鰻魚飯（也就是鰻魚蓋飯或是鰻重）。
烤鰻的醬汁也是每家店都有家傳祕方，十分講究，雖然大部分的日本人吃鰻魚飯都要吃醬汁滲泡得很徹底的，我自己不喜歡烤完後太多的醬汁黏在飯上，所以都會跟店裡要求「不要醬汁（tarenasi）」或是醬汁另外盛放﹐讓飯白白乾乾的，我常去的店，都已經知道我的囉唆的吃法，然後再撒很多的山椒粉（花椒粉）其實是為了除泥臭，其實我大部分的時候吃的都是養殖的，養殖的不撒也可以，但是因為鰻魚店的山椒粉都很香，所以都會撒；鰻魚因為是從尾巴開始動的，所以如果有上半身與下半身要挑時，最好是挑下半身，下半身比較節食而不是虛胖。
好吃的鰻魚真的是入口即化，一口咬下，滿口鰻香，大部分的人形容鰻魚飯好吃是瞬間將一大盒飯都吃得乾乾淨淨的，尤其是現代人早已經不吃那麼多飯了，但是好吃的鰻魚飯，飯本身也是料理重要的一部份，存在感不會下於鰻魚的；鰻魚有特殊的氣味，但是不執拗，所以一個月吃一次或是一週吃一次都不算過分；除了鰻魚本身之外，我還喜歡吃鰻魚的內臟的串燒（unagimo），以前大概也幾乎很少有女人自己去單點這種很「補」的部位﹐如果跟男人去吃，男人會說出「吃了這麼多unagimo，不知道會發生什麼後果！」這些部位或是還有鰻魚頭的串燒，味道都很濃厚，從江戶時代起便是下酒的酒餚，現在也有的燒鳥（烤雞）店雖然不賣鰻魚，但是賣鰻肝等的燒烤，不過內臟還是要在經常生剖鰻魚的店吃才會好吃。
鰻魚最好吃的還是「白燒」，也就是不沾醬去燒烤，大抵是天然鰻魚或世上好的養殖鰻魚才經得起這樣吃法，不沾醬，所以用鹽、山葵或是沾梅子醬吃，我覺得那是天下一品；如果有賣白燒的店，大抵是對鰻魚的品質以及鮮度有自信的店；大部分的街頭小鰻魚店則不賣「白燒」；許多店都會標榜自己適用「備長炭」烤的，不過最近這種炭也已經無法從中國大陸進口，因此有的店悄悄地將「本店使用備長炭」的招牌拿下來。
因為鰻魚基本上是「江戶前」，所以東京好的鰻魚店非常多，像是銀座的竹葉亭、築地的宮川本店等都是我愛的店，我去過全日本最好的鰻魚料亭，就是赤阪的「重箱」，已經是創業二百年的老店，那裡是許多名首相愛去的店，帶我去的一位前輩，每次都會指定志賀直哉最喜歡用的房間，「重箱」有非常雅緻的庭園，最令客人印象深刻的是女將氣質好到極點，讓我覺得是我肉眼看過最美的女人，而且每次美的感覺都有點不同，典雅中不失純樸，我到日本網站上看到許多客人也對女將有絕大好感，「重箱」因為是料亭，晚上最少一萬八千日圓起，當然吃全套又不僅此數，全套中有該店著名的生鯉魚片（鯉洗）以及白燒，我還沒有自己掏腰包去吃過；店名所以為「重箱」，便是用輪島漆器的重箱端出鰻魚飯來，味道與氣氛都是第一流的。
關西人吃鰻魚又很不相同，關東人剖鰻從鰻魚背部剖，切成二段，用竹籤串，然後從皮的一端烤，但是關西則從腹部剖，然後用鐵針串，以前從肉的一邊開始烤，現在則也從皮開始烤，烤完再切成二塊或是三塊，關東人喜歡用110公克左右的小鰻，而關西人喜歡用150公克的大鰻；關西燒烤時比較不講究，稍微焦掉也不介意，鰻魚頭則用來煮豆腐；關東人燒烤非常細心，工夫好壞看尾巴有沒有烤焦可知端倪，關西人常常白燒後再沾醬，而不先蒸；而且關西人在吃的時候是邊將鰻魚用筷子弄碎拌飯吃，蒲燒據說原本是在京阪開始而傳到江戶去的，只不過發揚光大的是江戶；關西人覺得鰻魚飯是很男性的食物，而且應該在尚未冷卻時便趕快吃掉，而且擔心鰻魚涼掉，還有將鰻魚埋在熱飯裡的。
關東人喜歡吃香嫩、幾乎無骨感覺的鰻魚，但是關西人則喜歡有點勁道，注重皮等入口的口感，但是近年來關東口味已經取得壓倒性優勢，連在大阪要找道地關西式鰻魚都不容易呢！
通常是在阿佐谷商店街的一家鰻魚老店的「稻毛屋」吃鰻魚飯，最近則發現中野車站後一家殘破老舊也是傳說中的名店，有未頑固老爹很專心地在燒烤，神情相當誘人，近日內大概會去探探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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