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guille et Le Chat from Japan...

 

日大博物館より
夢の共演．．．
オープンキャンパスの接客でお疲れかな、ぽんた？？

摘自: https://www.facebook.com/UnagiHakase

縫衣機原理

「贏家通吃」的政治經濟學

「當今最重大的政治使命，就是要將特殊團體的利益排除在我們的公共生活之外。」      –––老羅斯福總統¹

編按：本文原發表於《政治科學季評》，第33期，2012年3月，頁1-10。由作者編修後刊於菜市場政治學。作者將從四本書的論點談起，與讀者們討論現今社會日益嚴重的貧富不均現況成因。這四本書的資料附於本文最後。

前言

近年來，經濟弱者所發起的大型抗議活動可說是前仆後繼。例如，2008年韓國人抗議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有超過一百萬人走上街頭；2010年英國人上街抗議學費自由化，年底，從突尼西亞開始，爆發「阿拉伯之春」群眾運動，起因是長期的威權統治以及嚴重的失業和貧富不均問題。2011年9月17日起，上千名民眾進入紐約金融中心華爾街示威抗議，全美各大城市以及全球都出現響應「佔領」運動的風潮，抗議貧富差距懸殊，其標榜的是99%被統治的普羅大眾對財富金字塔頂端1%精英的反撲。2014年台灣發生的太陽花運動，其中一個驅動因素也和服貿引起的經濟重分配疑慮，以及愈來愈嚴重的貧富差距有關。
（參考閱讀：〈為什麼「利大於弊」無法說服人民：關於自由貿易，人們所想的是…〉，這篇文章整理了影響人們支持貿易協定的各種因素）

圖片來源：C.C. by Jessica Lehrman

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的「貧富不均」議題已引起眾多的論著討論，然而，關於其起因與後果並沒有定於一尊的說法。康乃爾大學經濟學教授Robert Frank以及史丹福大學公共行政教授Philip Cook在其1996年的專書中將財富集中於少數人的現象稱做「贏者全拿社會」（Winner–Take–All Society），並以「市場競爭機制」解釋其起因。1999年WTO舉行西雅圖部長會議時，「反全球化」的大規模抗議揭開序幕，其後許多專書及論文都著重在全球化及經濟因素如何導致不平等的所得分配，每位學者也都嘗試提供解方。本文的目的在從眾多解釋不平等現象的經濟及政治理論中，選取其中四本作品來描述學界從「經濟」到「政治」解釋的不同焦點。
圖1為簡單的分析示意圖，在分析貧富不均的起因方面，大致上可以分成：第一，經濟上扭曲的自由市場機制（a箭頭）；第二，政治方面，國家或政黨不同的政策選擇（b箭頭）；第三，政治與經濟的聯合體制，導致不平等的惡化、各種消除不平等的政策工具失敗（c影響b）。



近期，法國學者Thomas Piketty所著的「廿一世紀資本論」一書引起了巨大的討論，可以說是重新燃起了學界對於經濟因素「是否」導致不平等以及「為何」導致不平等的問題之追求（箭號a），但他同時也認為，不平等的狀況必須由稅收等政治手段來加以解決。
除了經濟因素的解釋外，有愈來愈多學者開始認知到，問題並不在於「市場機制」本身，而將焦點轉向政治層面。例如Hertz（2001）認為大企業正在「購併」（takeover）國家；Bartels（2008）指出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執政時的所得分配狀況有顯著差異，即總統政策選擇會影響到不平等的程度²；而Hacker and Pierson於2010年出版Winner-Take-All Politics一書³，更是將焦點放在整個「政治經濟體制」與貧富差距之間的因果關係。筆者嘗試將不同的解釋途徑放在一起討論，欲提出的論點很簡單：貧富不均現象是因為經濟資源轉化而成的政治資源分配不均所造成。

贏者全拿的社會：市場機制與不平等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Frank and Cook（1996）在經濟因素的解釋。古典經濟學強調自由市場機制，造成所得收入不平等的因素是經濟要素上的差異，如：個人的資質與能力，所以不平等是經濟發展之下的正常現象。Frank and Cook在書中首先就是論證這些造成不平等現象的經濟因素，不過，與傳統解釋不同的是，作者更強調經濟發展與科技進步造成「贏者全拿」的就業與市場現實面：由於科技進步帶來的資訊和生產要素（尤其是人力資源）的高度流動性，使得愈來愈多人必須高價競逐少數的資源。例如，公司必須出高薪留住一個傑出的管理人才，否則會被別間公司挖角。而整個社會的分配機制也傾向給予贏家超額的報酬，非常少許的差異就會造成巨大的所得分配差異，如同每個體育或藝術的競賽當中，金牌與其他名次的差異可能極微小，但媒體關注程度卻差很多，連帶使得獎金所得差距拉大。
簡單來說，在傳播科技發達的今日社會，大眾傾向於只關心那些極少數的贏家，使得他們得以享有高額的利潤。Frank and Cook指出，這樣的「贏者全拿市場」存在幾乎每個國家，如此一來造成的後果是，競爭機制延伸到各個經濟生活領域就會造成資源大量的錯置，因為總是有過多的人力物力投入追求某些超額報酬高的職業或獎項，而非平均分配到不同面向的生產過程使社會利益極大化。同時，社會資源的浪費也使得經濟成長果實無法雨露均霑，並且帶來少部份贏家與其他人的所得差距拉大的結果。
不過，雖然兩位作者率先將財富集中少數人的現象命名為「贏者全拿」，也指出了資源錯置會帶來有害發展的社會或經濟後果，但這樣的解釋途徑並不能完全解釋貧富差異現象。在經濟因素本身的部份（圖1當中箭號a）作者沒有指出資源錯置的情形到底是有多嚴重，畢竟市場經濟至今仍然持續運作；更何況，所有的投資最終仍需通過市場及消費者的檢驗，我們很難論證各行各業的消費者都會盲目追求少數贏家產業或公司產品，也很難界定何為「過度投資」。
體育、藝術或是其他行業當中對贏家特別關注，可能也無法解釋全球日益嚴重的貧富不均現象，因為這些人的所得收入可能只佔富有階級當中的一小部份而已，無法解釋真正的有錢人的財富高度集中⁴。若我們只關注市場層面，明顯的忽略政治因素以及政治與經濟的互動（圖1當中箭號c與b），像實質工資下降、政府的各種對富人減稅，或是刪減福利政策的作為等因素，皆非經濟因素可解釋。即使作者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議，但這些改革有可能會出現嗎？在此，我們必須轉向「政治過程」的討論。

來源：C.C. by Frits Ahlefeldt-Laurvig

當企業購併國家：經濟影響政治

在政治層面，Hertz（2001）提出大企業影響國家「政策選擇」的現象，並且發出警語：自1970年代市場化、民營化的風潮以來，主要大國的政治人物鼓吹的皆是自由放任經濟學、消費文化、財務與自由貿易力量為基礎的制度，而這是一套以企業為首、國家為附庸、國民成為消費者的制度，無聲地將民主制度瓦解。若以GDP衡量經濟體的大小，全球前一百大經濟體有超過一半是企業，資本家利用市場經濟而壯大，透過獻金控制政治人物、控制大眾傳媒等方式擴大影響力，進而可以操控國家的政策。而作者擔心這樣的趨勢之下，企業的財富與權勢將會完全凌駕並取代國家主權，亦即「企業購併國家」。她指出美國現在已進入了「企業國家」（Corporate State）的政府階段，政治變成是替企業服務而存在。
作者在書中舉出非常多的案例與數據，證明資本主義經濟之下的不平等加劇，同時也有許多企業的擴張過程。不過，雖然本書提出的現象與趨勢相當發人深省，但有一些疑問有待解決。首先，國家的角色已經被取代了嗎？企業對政策制定的影響力增加在研究上該如何操作化？再者，最大的問題是，作者似乎並沒有建立一個清楚的因果關係。例如，我們並不清楚市場化、民營化的風潮，以及柴契爾夫人與雷根開始的「由上往下分配的經濟政策」到底是企業力量開始凌駕國家的原因還是結果；少數企業太過強大，是因為市場機制出問題，還是正常現象？進一步來說，企業影響國家決策，是因為他們本身實力本來就會如此，還是國家相關規範與決策程序不足所造成？
筆者認為Hertz並沒有要挑戰市場機制所造成的經濟不平等現象（圖1當中箭號a），而是認為市場機制之下經濟實力強的企業或鉅富有很大的能力去影響政府決策，因而「加深」不平等。在此我們可以看到政治因素已開始被加入到貧富不均的解釋當中，不過作者似乎認為圖1當中的箭號c是一個單向的箭頭，即經濟影響（購併）政治，不平等是由於政策選擇（箭號b）所造成。至於，到底是「誰」在影響且「如何」影響各國政府的政策選擇？書中論述並不充足，而這就必須和下兩本書要介紹的論點一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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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Thomas Piketty的《廿一世紀資本論》導讀與連結蒐集：朱敬一、萬毓澤、張育軒、陳平、彭明輝

本文主要討論的四本書：
書名：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 Why the Few at the Top Get So Much More Than the Rest of Us
作者：Robert H. Frank and Philip J. Cook
出版：Massachusetts: The Free Press.
年份：1996
ISBN：0753522268
書名：The Silent Takeover: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Death of Democracy
作者：Noreena Hertz
出版：Massachusetts: The Free Press.
年份：2001
ISBN：0743234782
書名：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
作者：Larry M. Bartels
出版：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年份：2008
ISBN：0691136637
書名：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
作者：Jacob S. Hacker and Paul Pierson
年份：2010
ISBN：1416588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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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aldman (2003)，轉引自Hacker and Pierson (2010:306)。原文為：“The supreme political task of our day … is to drive the special interests out of our public life.” ↩
2. Noreena Hertz任教於Erasmus University。Larry Bartels現任教於Vanderbilt University。當然不只這些著作討論政治與不平等的關係，例如：Paul Krugman（2007）認為體制、政策準則與政治力量的改變，比經濟因素更能解釋不平等現象升高。 ↩
3. Jacob Hacker任教於Yale University政治系，Paul Pierson任教於UC Berkeley政治系。 ↩
4. Hacker and Pierson（2010:45）對此也提出批判。 ↩

(http://whogovernstw.org/2015/08/01/fangyuchen9/)

四、不平等的民主

Bartels教授所著的《不平等的民主》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一書，其最重要的論點是告訴大家「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圖1當中箭號b），不同的政黨以及政治人物影響政策選擇，而造成美國的民主運作是一種不平等的民主（unequal democracy）。在其作品當中，Bartels主要利用幾個部份來呈現政治因素對不平等的影響。

首先，作者用量化統計模型證明美國的政黨政治對所得分配有顯著影響。民主與共和兩大黨的行政官員在總體經濟政策以及個人重分配等福利政策上皆有顯著差異，並非向「中位選民」（median voter）定理所預測的那樣（各黨必須爭取中間選民而使政策趨向一致）。根據參議員立法投票選擇的實證研究，同樣一州選出不同黨的議員，其政策取向差異遠大於從較保守的州和較自由的州所選出的同黨議員差異；另根據民主與共和黨執政時的經濟狀況，民主黨較能夠降低失業率與帶來經濟成長，共和黨較能降低通膨但是不平等的狀況增加。Bartels呈現出的家庭收入成長趨勢顯示，最富有的20%家戶所得成長率在兩黨執政下差不多，而收入較低的家庭在共和黨執政時成長率較低。²
其次，大眾對某項議題的信念和其政策偏好僅為低度相關。舉例來說，超過85%的美國人在調查研究中回答支持「應該盡力推動機會平等」的價值，但是針對有助於消除貧富差距的特定法案卻不一定會有高支持率。這是由於多數民眾無法理解各法案所帶來的實際後果：一個支持「平等價值」的民眾，可能因為平常不接觸政治議題，而對布希政府的大企業減稅方案表示支持。
第三，執政者只會在意有錢人以及中產階級的選票，低收入的民眾偏好無法影響到國會議員在各項分配政策相關的投票取向，因此美國的民主其實是一種不平等的民主。即使面對大眾的壓力，政治菁英仍最能影響議程和議案。像最低工資的調漲問題，當民眾皆要求調漲的時候，此議案不只被拖延，就算是較重視重分配的民主黨掌握國會，也只敢做象徵性的調整。³作者的重點是：政黨以及意識型態比起選民的偏好更能左右國會議員的立法選擇，而政黨及政治人物的政策並無法平等的照顧到所有選民。
本書以實證模型證實政治因素對經濟不平等相關政策的影響，主要的解釋變數是「政治菁英」以及其面對的民主過程（圖1當中的箭號b），而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就是經濟上的因素（箭號c）。接下來，有學者更進一步分析整個政治經濟體制當中造成貧富不均的因素。

美國家庭收入

來源：C.C. by Devendra Makkar

五、贏者全拿的政治

本文要介紹的第四本作品來自Hacker 和Pierson兩位教授（2010）：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 Why the Few at the Top Get So Much More Than the Rest of Us。他們的分析焦點專注在美國自1970年代以來的所得不平等現象，並且證明了經濟實力與政治過程相結合才是造成「貧富不均」的主要原因。
兩位作者在書中首先指出不平等的高度集中現象：財富集中至最頂端的人手中，2006年全美1%的有錢人所得佔全體收入的18%以上（1979年為全體8%，其所得為後五分之一的人所得9.6倍，2005年為17.2倍）；⁴ 其次，富有階級的財富穩定地、大幅度地增加，中產階級財富僅微幅成長，而底層階級則持續探底；第三，對非有錢人而言，經濟成長及所得分配政策帶來的收益極為有限。
為探討不平等的起因，過往的文獻已經開始挑戰經濟不平等現象當中的政治因素，但是Hacker and Pierson認為存在幾項缺失：（一）主要還是以經濟因素解釋，即科技進步帶來技術差異、市場機制適者生存的邏輯。但這無法解釋為什麼財富向極少數人集中、為什麼這個現象在美國最為嚴重。例如Top 1%和Top 2%至20%可能都是受過同樣的教育水準，但所得卻差很多；各行各業的技術差異在美國可能不是最大，但財富差距卻最大。⁵ （二）在研究方法上忽略特定少數人的不平等程度，大多採取收入五等分法作區分。⁶ （三）太過強調中位選民（median voter）定理，認為民主化賦予中位選民投票權利（以及各種社會團體組織的權利），執政者必須回應其財富重分配的需求；但是實際上稅收及福利政策卻不斷減少，如同Bartels（2008）證明政治菁英並不必然回應選民的需求。有學者則加入許多因素解釋模型的失誤，如移民太多導致中位選民收入階級下修。不過，傳統的理論對於種種的減稅、去管制化等對有錢人有利的各種政策卻仍然無法解釋其因果機制，忽略特殊利益團體和資本家對政治的影響力。（四）對「政策」的概念太狹隘，造成不平等的政策絕不只稅收、基本工資等問題，還有像金融市場的管制等等；除了對有錢人有利的立法「作為」（enactment），應該也要分析對中產階級有利的立法「不作為」（drift）。

來源：C.C. by Frits Ahlefeldt-Laurvig

兩位作者認為造成財富高度集中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來自組織性利益（organized interest）的力量，簡單來說就是「金權政治」。現代民主政治不管是選舉期間或者是平時的遊說都需要巨額的經費及組織的能力，個人的影響力有限。選舉期間的政治獻金數目已經令人咋舌，競選經費每年都在攀升，但比起每年數十億美元的遊說費用也只是小巫見大巫。大多數的選民是很難被組織與動員的，而大企業與利益團體則有資源可以組織起來，在政治中心—華盛頓特區—進行各種遊說。作者舉出第一手和第二手資料論證，大公司及其利益團體除了迫使政府「通過」各項有利於自己的政策，如：免稅優惠、金融去管制化，更重要的是「阻止通過」保護勞工或者促進重分配的立法。⁷ 對政策制定者來說，回應中位選民（與社會團體）並不重要，他們必須迎合有力的特殊利益團體和資本家，以換取其政治上的支持，包括政治獻金、選舉動員及媒體效應等方面。甚至，政治家常常本身就出自於大企業。

兩位作者指出美國組織團體的變化導致不平等的惡化，這些變化包括：大型公司商會組織持續增加；兩大黨接受政治獻金數目大幅增加；能代表中產階級的利益團體持續減少，尤其是最能代表大眾在所得分配議題發聲的工會或貿易聯盟。過去三十年來，在全球化、服務取向的經濟中，資方的力量上升，但相應的工會法規未有改變，甚至反而對組織工會者不利，也沒有保護他們被隨意解雇的法規，因此工會日益消失，勞工加入工會的比例從30.4%下降到12.5%，⁸ 使工會的力量減弱，更難以向政治菁英爭取保護勞工的決策。⁹
總結來說，Hacker and Pierson認為若單以經濟因素來看，只能解釋部份的貧富差距，如果只有市場機制下的不平等，則不平等現象不會這麼嚴重。必須要加上整個政經體制的全面分析，才足以看清貧富不均的全貌。

六、99%大眾如何逆風高飛？

來源：新聞截圖

美國前總統Bill Clinton著名的競選口號：「笨蛋，問題在經濟！」若套用在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只能說是對了一半。真正的問題是在經濟力量與政治過程相結合的體制。整個政治過程、決策程序已經被由金字塔頂端1%的少數菁英所控制。從以上的四本書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學界對貧富不均現象的不同解釋，從經濟到政治層面，可以說是較完整呈現出分配不均的原因。然而，許多時候政府的做為、甚至一般民眾都會將貧富差距視為是「個人因素」所造成，因為新自由主義式經濟的思想已經根深柢固，整個政治經濟體制的結構問題仍然不受重視。
在不同的解釋途徑下，會有不同的改善處方，只是目前看起來還未有一套有效方式能夠平衡傾斜的財富分配機制。以本文所討論的四本作品來看，首先，從經濟因素出發，Frank and Cook（1996）對贏者全拿社會提出了幾個可能的改善方式。他們認為應該採行「消費稅」的方式，降低贏家所得到的報酬（同樣的價格能買到的東西價值減少）。不過此處仍有許多值得討論之處：第一，作者認為我們仍要維護個人自由與市場機制為經濟運作的核心，但是效率、自由與均等之間很難找到適合的平衡點，也就是說我們面臨一方面維持市場競爭機制又要限縮其中的贏家報酬的兩難。其次，消費稅的課稅方式是否影響到一般大眾的消費？降低贏家報酬的一小部份真的能對整個競爭分配機制產生多少影響？這些問題需要進一步的討論。另外作者也提出一些必要的改革包括：高等教育資源的合理配置、媒體的改革、反托拉斯法、民事訴訟法的修訂（防止巨額訴訟費）等等，在各項經濟相關政策朝向均等分配做改革。在這樣的思考邏輯下，等於承認經濟上的自由市場機制、政治上的民主過程都不必然導致最佳的資源分配與政策，而有改進的必要。但這些政經改革必須透過政治過程有所啟動，但是在政治與經濟的互動之下，可能性不高。
Hertz（2001）提出的解決方式是「消費者運動」，以消費者出發在市場上抵制惡質大企業（參見原書第七章），及提出要從企業手上「收復國家」（參見原書第十一章），幾項重要的作法包括：制定政治獻金法讓企業與政治人物之間關係透明化，防止政治人物被收買；停止從柴契爾夫人與雷根開始的「由上往下分配的經濟」及劫貧濟富的政策；政府必須把攸關重大民生的事業收歸政府管理。也就是說，她希望能破除「經濟實力—政治—貧富差距」這樣的線性關係。不過，若要以消費者運動、群眾力量去抵制大企業，我們怎麼知道哪些企業是壞的、哪些是好的？而且媒體多半控制在大財團手中，一般大眾大概只會得知企業的正面資訊。再者，國家的政策有許多不同面向，有些領域可能不一定與所得不均相關。
至於Hacker and Pierson所提出的解決辦法，如同Lieberman（2011）在Foreign Affairs上的評論所說：「兩位作者是很好的診斷師，但並非好的治療師。」我認為以上作者們提出的問題與解決方向都是正確的，但是仍然沒有說明該怎麼逆轉對中產階級不利的政治與經濟體制，而這是造成貧富差距最根本的來源。例如，Hacker and Pierson（2011）提出的方案包括：推行改革時盡量減少來自政治經濟菁英的阻力；促進更多的政治參與；鼓勵發展更多能代表中產階級的團體，讓它們能監督政府及政治過程。要做到這些目標，必須要持續對立法者施加壓力，組織工會是最重要的第一步，還要利用現代科技（例如網路）讓政府資訊及政策制定過程公開透明化，最終仍需靠組織及大眾的動員。他們認為隨著整個政經體制危機的浮現，必須要有具有遠見的政治人物去帶起相關的討論，讓改革的能量慢慢累積（keep the pot of reform simmering）。
我們都知道這些議題的重要性，要對政治人物施壓，然而，一般人仍然很難對既有的金權政治有所影響，無法撼動擁有眾多資源的組織性利益，而中產階級要動員並且形成有力量的組織則很困難。政治層面的修補方法很難啟動，經濟層面也是如此。例如Frank and Cook所提出的種種經濟及政策改革建議，或者是像許多經濟學家強調從分配面的後果提出修補方案固然是有利消除不平等的做法，但是在現行的政經體制下行政與立法部門通過類似的法案可能性很低，而且也無法處理資本主義經濟中固有的各種矛盾。
現今自由市場的邏輯已經根深柢固。或許，我們大概只能期待有愈來愈多的輿論力量（由教育家、意見領袖、公民社團、甚至是改革派政治人物等行為者帶頭），用選票去影響公共政策；而學界也必須提出更進步的經濟與政治方案供世人選擇，像市場社會主義、經濟民主制。¹⁰ 觀念的改變需要長時間的醞釀，正如同「贏者全拿政治」是作者所說的1970年代至今「三十年戰爭」才慢慢形成。99%的大眾已經發起反擊的號角，若愈來愈多人注意到不平等的嚴重性，才愈有可能迫使政治菁英作出改變。¹¹

來源：C.C. by Ben 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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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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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賓漢悖論：「魯蛇族群」只能追求「未來的美好小確幸」嗎？
政治意識型態：台灣人左傾與反商？（上） （下）
參考書目
Bartels, Larry M., 2008. 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ard, David, 1998. Falling Union Membership and Rising Wage Inequality: What’s the Connec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6520, Cambridg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www.nber.org/papers/w6520.pdf?new_window=1.
Frank, Robert H. and Cook, Philip J.原著，席玉蘋譯，1996第一版。《贏家通吃的社會：當前就業與市場的現實面》，臺北：智庫出版。
Gitlin, Todd, 2011. “The Left Declares Its Independence”, The New York Times, Oct. 8^th. http://www.nytimes.com/2011/10/09/opinion/sunday/occupy-wall-street-
and-the-tea-party.html?pagewanted=all.
Hacker, Jacob S. and Paul Pierson, 2010, 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Hertz, Noreena 2001, The silent takeover: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death of democracy.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許玉雯譯，2003。《當企業購併國家：全球資本主義與民主之死》，臺北：經濟新潮社。
Krugman, Paul, 2007, 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 New York: W.W. Norton & Co. 吳國卿譯，2008，《下一個榮景：政治如何搭救經濟》，臺北：時報出版。
Lieberman, Robert C., 2011. “Why the Rich Are Getting Richer: American Politics and the Second Gilded Age”. Foreign Affairs. Vol.90. 154-III.
Waldman, Michael, 2003, My Fellow Americans: The Most Important Speeches of American Presidents, From George Washington to George W. Bush. Naperville, IL: Sourceboks.
李仲辰，2011，〈影響美國工會組織權之《勞工自由選擇法案》介紹〉，《臺灣勞工季刊》，第26期。
姚欣進，2010a，〈尋找另一條可行的道路–市場社會主義 1〉，《台灣立報》。
姚欣進，2010b，〈尋找另一條可行的道路–市場社會主義 2〉，《台灣立報》。
陳方隅，2012a，〈「社會經濟」新思維：合作經濟的需要性〉，《台灣立報》。
陳方隅，2012b，〈資本主義的必要補充方案？ ——社會經濟概念簡介〉，《台灣立報》。

1.  Waldman (2003)，轉引自Hacker and Pierson (2010:306)。原文為：“The supreme political task of our day … is to drive the special interests out of our public life.” ↩
2. 不過，用五等分家戶所得其實看不出財富的高度集中現象（參見第五段中的評論及註釋10），且同樣的成長率對不同所得級距來說對應的數目相差非常大，也較難看出對貧富不均的影響。 ↩
3. 參見Bartels（2008:229-239）。 ↩
4. Hacker and Pierson（2010:48）。若計算三十年來家戶所得成長率差距，參見Hacker and Pierson（2010:23）。 ↩
5. 國際主要國家的1%有錢人所得佔全體所得百分比的比較，參見Hacker and Pierson（2010:39）。 ↩
6. Bartels（2008）即是採用這個指標。若用所得80-20百分比作貧富差距的對比，過去三十年來所得差距從3倍上升到3.8倍，看不出財富集中至少數人的現象。若以頂端1%對比後20%，則此倍數為17.2倍。 ↩
7. 作者舉出美國前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Arthur Levitt的形容，利益團體總能精準、快速的打擊任何威脅其利益的相關提案，即使是很小的威脅都不放過。參見Hacker and Pierson（2010:66）。 ↩
8. 書中資料為2006年數據。2010年美國工會組織率繼續下降為11.9%，若單看私人企業則為6.9%，參見李仲辰（2011）。美國眾院曾於2007年通過「員工自由選擇法」（Employee Free Choice Act），讓員工較容易在組成工會，並處罰不當阻礙工會組成的企業主，但是該法案在參院已被阻擋數年，目前仍未通過。讀者若有興趣上網搜尋，可找到許多大企業積極遊說阻止該法案的新聞，例如Wal-Mart。 ↩
9. 實證研究可參考Card (1998)，他指出工會數目減少使所得不均的現象加重10%至20%之間。 ↩
10. 有關市場社會主義相關討論可參見姚欣進（2010a；2010b）。有關社會經濟的討論請參見筆者文章（2012a; 2012b） ↩
11.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Cornel West於佔領華爾街現場接受訪問時指出：「這場運動的意義不是討論具體政策建議，而是一場『民主覺醒』（democratic awakening）」；哥倫比亞大學教授Todd Gitlin（2011）指出：”Anger does not move countries, but it moves movements — and movements, in turn, can move countries”. ↩

(http://whogovernstw.org/2015/08/09/fangyuchen10/)

針灸對腎上腺功能的影響

Effects of Acupuncture, RU-486 on the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 in Chronically Stressed Adult Male Rats

Ladan Eshkevari, Susan E. Mulroney, Rupert Egan, and Lixing Lao

Address all correspondence and requests for reprints to: Ladan Eshkevari, PhD, CRNA, LAc,

Georgetown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School of Nursing and Health Studies, 421 St Mary's Hall, 3700 Reservoir Road Northwest, Washington, DC 20007

. E-mail: eshkevl@georgetown.edu.

DOI: http://dx.doi.org/10.1210/EN.2015-1018

Received: January 08, 2015

Accepted: July 07, 2015

First Published Online: July 2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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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have recently reported that pretreatment with electroacupuncture (EA) at stomach meridian point 36 (St36) prevents the chronic cold-stress increase in the hypothalamus-pituitary-adrenal axis (HPA), an action that may be under central control. Given that treatment for stress-related symptoms usually begins after onset of the stress responses, the objectives of the present study were to determine the efficacy of EA St36 on HPA hormones when EA St36 is given after stress was initiated, if the results are long lasting, and if blocking the glucocorticoid receptor (GR) using RU-486 had the same effects as EA St36. Adult male rats were placed in 4 groups of animals, 3 of which were exposed to cold and 1 of which was a nontreatment control group. After exposure to the cold stress, 2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either EA St36 or sham-EA, repeated over 10 days. The increase in ACTH and corticosterone observed in stress-only rats was prevented in EA St36 animals, and the effects remained intact 4 days after withdrawal of EA but continuation of cold stress. When the GR was blocked with RU-486, the efficacy of EA St36 remained unchanged. GR blockade did significantly elevate ACTH, which is not seen with EA St36, suggesting that EA St36 does act centrally. The elevated HPA hormones in stress-only rats were associated with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depressive and anxious behavior; this was not observed in the stressed EA St36 animal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EA specifically at St36 vs sham-EA is effective in treating chronic poststress exposure.

Affiliations

• School of Nursing and Health Studies (L.E.),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and Physiology (L.E., S.E.M., R.E.), Georgetown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Washington, DC 20007; and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L.L.),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okfulam, Hong Kong

19860312

永續鰻魚養殖聯盟（ASEA）第1屆大會

日本、中國大陸、韓國與台灣四國的鰻魚養殖管理團隊所組成的「永續鰻魚養殖聯盟（ASEA）」第1屆大會於今年6月2日在北海道札幌市召開，區域性共識將已趨近尾聲的本期日本鰻養殖確實控制在比前期削減兩成之入池量。此一國際性非政府組織（ASEA）的設立，是去年9月四國均表示日本鰻有資源管理之必要而組成之管理框架。四國於6月1-4日在札幌成立了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資源保護管理框架，以確實實施過去非正式協議之決議，同一時間以民間層級的框架正式開始運作。         全日本永續鰻魚養殖機構會長村上寅美於大會致辭時表示：「四國將合而為一，以通力合作，共同投入日本鰻之資源管理為目標，而召開此次之聯盟會議。」並呼籲大家盡心盡力的討論日本鰻資源的管理與保護。韓國養鰻水產業協會會長羅珍虎表示：「鰻魚之資源管理總算在今天邁開了歷史性的第一步，今後期望4個國家均能自主性的持續合作下去，遵行有效之資源管理。」台灣之鰻魚發展基金會董事長則簡介了台灣迄今為止對鰻魚資源管理所進行的作為，並期望透過聯盟會議，達到鰻魚資源管理之共識。中國大陸養鰻團體──中國漁業協會鰻漁業工作委員會，由其農業部政策管理局之負責人出席，並表示中國大陸作為養鰻大國，對鰻魚資源之永續管理與保護更是責無旁貸，所以會議之成果結實纍纍。其後進行非公開之會議，但據日本永續養鰻機構傳出之消息，會議對遂行削減兩成之入池量達成共識外，並對各國之資源保護方法及有關入池量之管制措施進行意見交換。另外也決定明年會議由日本主辦，其次是韓國、台灣。         許金漢，摘譯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４ June 2015

2016年鰻入池量上限

東亞主要鰻魚養殖國之日本、中國大陸、韓國、台灣於今年6月3日就2016年（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期各國之日本鰻入池量上限以不超過今年度之量一事達成共識，此一決議是6月3日在札幌市召開之「有關鰻魚國際資源保護管理之第8次非正式協議會」中之決定。今年度之鰻苗漁期中期以後之漁獲與豐收的前年（2013年11月至2014年10月）相比，可說是漁獲差的一年，但各國今年入池量之上限不受漁獲好壞的影響，維持前年之形式，結果在日本漁獲21.7公噸、中國大陸36公噸、韓國11.1公噸、台灣10公噸以下結束。關於入池量上限承襲今年額度一事「各國並沒有不同之意見」，日本水產廳增殖促進部漁場資源課進一步表示：「鰻魚之國際資源保護與管理框架剛開始組成並運作，首先與實態呼應的評價也不可得，假使下一年度之鰻魚也是歉收的話，下次的協議會中（2016年5月召開），有可能討論削減入池量上限議題。」
(http://www.fa.gov.tw/cht/PublicationsPubGlobal/)

鰻魚替代料理

鰻魚替代料理  (http://www.fa.gov.tw/cht/PublicationsPubGlobal/)
日本近畿（Kinki）大學在黑鮪育肥付出相當努力而出名，最近研究培育出味道類似鰻魚的鯰魚，由於淡水鰻在壽司餐館非常受歡迎，但牠們的數量大幅減少。此項創新部分原因是鰻魚價格飆高使此項產品成為珍品。於緬因州玻璃鰻漁業，這些微小的半透明生物價格每磅將近2,000美元，大量玻璃鰻被運往日本養殖至市場尺寸。

        研究人員告訴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鯰魚產品不僅成本遠低於鰻魚，估計減少一半成本，而且嘗起來味道也相近。有路昌彥（Masahiko Ariji）副教授表示，除非被明確告知，否則根本分辨不出不是鰻魚。

        該計畫仍處於初期階段，但有路副教授說，最快明年可生產達200公噸。根據朝日新聞的一篇文章，位在鹿兒島縣的牧原養鰻（Makihara Youman）公司協助此項目。該文章表示有路副教授認為鯰魚有替代鰻魚的潛力，因為牠滑溜溜的外觀而且棲息地與鰻魚類似。鯰魚料理在一間名叫鰻之川原（Unagi no Kawahara）的鰻魚專賣餐廳試賣。

土用丑日

土用丑日

日本有「土用丑日吃鰻魚」這句說話。「土用丑日」指的是日本的曆法中夏季炎熱的時期，是7月下旬的某一天。日本從江戶時代（19世紀初期）開始，就有在炎夏時吃鰻魚的習慣，藉此增進活力與精氣。每到「土用丑日」，鰻魚店總是大排長龍。

什麼是「土用之丑日」呢？「土用」是以「五行」來計算日期的方式，指的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前約十八天。立秋前的土用，也就是一年中最熱的期間，其中以十二支計算的「丑日」便為「土用之丑日」，夏日會有一次或兩次，前後分別稱「一之丑」及「二之丑」。

近年的「土用之丑日」如下：
2014年 7月29日
2015年 7月24日 8月5日
2016年 7月30日

至於為什麼要在這天吃鰻魚呢？其中最廣為人知的說法，是來自平賀源內（1728-1780）這位有名的學者、同時也是發明家。據說他的朋友曾因夏天鰻魚銷量不好而苦惱，請他幫忙。當時坊間有個傳言，說只要在夏天的「丑日（うしのひ，ushinohi）」吃有「う（u）」字開頭的食物，就不會被炎夏擊倒了。所以他建議在鰻魚店門口張貼「今天為丑日」，果真為鰻魚，也就是「うなぎ（unagi）」，帶來了生意繁盛。

複雜而充滿滋味的鰻魚生活

【募科學】複雜而充滿滋味的鰻魚生活
(http://pansci.tw/archives/81359)
講到鰻魚我們都會想到日式料理中的鰻魚飯，但其實日本人眼中最好的鰻魚苗多來自台灣。鰻魚的培育和養殖曾經替台灣賺進大量的外匯，直至今日鰻苗數量不再，鰻魚的養殖產業也漸漸步入夕陽。高雄大學黃永森老師沉浸在鰻魚相關的研究二十餘年，他主要研究的項目是魚類的生殖生理學。
如鰻魚的生活史般經過漂蕩多年，終於抵達港灣的黃永森老師，經歷水試所、海生館不同的研究環境後，終於在高雄大學落腳。他從在法國留學時開始從事鰻魚的研究，經歷二十年來與鰻魚相伴的學術歲月，談起相關的內容依然興致勃勃。
今年，他在〈SciMu科學募資平台〉提出的募資專案〈鰻魚「少子化危機」如何解除？人工繁殖鰻魚的第一步〉希望能在資金短缺的情況下，找到方法繼續這項研究工作。

因上溪下海而鮮嫩可口

鰻魚是一種耳熟能詳的食材，牠們生活史卻超乎想像地複雜。日式料理常見的白鰻（又稱日本鰻，Anguilla japonica），幼體出生在馬里亞納海溝附近，剛孵出的鰻魚幼體為半透明幾乎沒有運動能力的「柳葉魚」，循著洋流漂到大陸邊緣時第一次變態為「玻璃鰻」，漂浮到河口的玻璃鰻開始累積色素，就是每年冬天海口魚人撈捕的「鰻線」，在淡水成長的玻璃鰻成為「黃鰻」，經過數年的發育才再一次變態為「銀鰻」，需要回到海裡才能達到真正的性成熟、配對產卵。
黃老師解釋，鰻魚之所以滑嫩好吃，和牠們的生活史應該有很大的關連。用顯微鏡觀察鰻魚的肌肉組織，可以發現牠們的脂肪分布在肌肉纖維間，就像霜降牛肉，脂肪與肌肉交雜。許多魚類最嫩的地方是累積了許多脂肪的魚肚，鰻魚則是全身都散布了脂肪。黃鰻長大就是一系列養胖的過程，脂肪比例可以高達體重的百分之六十，很可能就是為了累積能量提供不進食的銀鰻時期回游到產卵地之用。
歐洲的研究已經證實黃鰻和銀鰻的發育的重點差異之一就在於體脂肪的含量不同；目前已知，黃鰻的體脂肪需要高到某個程度才黃鰻才會開始變態為銀鰻，而銀鰻則還要等到降海之後才能真正達到性成熟。

“Anguilla japonica" by opencage – http://opencage.info/pics/large_14405.asp. Licensed under CC BY-SA 2.5 via Wikimedia Commons –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nguilla_japonica.jpg#/media/File:Anguilla_japonica.jpg

生命，自有出路？

最近電影《侏儸紀公園》又拍了續集《侏儸紀世界》，許多人都非常熟悉這句出自侏儸紀公園裡的名言：「生命自有出路。」但鰻魚複雜的生活史，卻像自找麻煩似的，出路難尋。
黃老師表示，就生殖生理學的角度，鰻魚是個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對象。大小白鼠這類實驗室常見的飼養的物種反而難研究，因為生活史太快，一眨眼所有的事情都過去了；鰻魚則是另一種困難：所有細節都充滿謎題。
長成的鰻魚必須要離開長大的河川潛入深海，才能達到性成熟；鰻魚的生活史和鮭魚正好倒過來，鮭魚如果受限於某些因素無法降海，仍有機會演化出陸封型的鮭魚，台灣鱒就是個好例子。但假如鰻魚遲遲未能入海，牠們可以在淡水裡長得異常大隻，卻還是不會成熟產卵，停滯在黃鰻時期。2008年就有個新聞報導，在日月潭裡捕捉到一隻175公分長、15公斤重的鰻魚，最後發現那其實是隻澳洲鰻，推測是被人為放到日月潭裡的。
生殖生理學的研究主要希望找出環境的變化影響動物生理的關鍵因子，鰻魚入海後，會遭遇到鹽分、溫度、深度、光線、運動量等等劇烈變化，究竟哪個的刺激因子誘發型態變態以及性腺發育？從黃鰻變態為銀鰻究竟取決於身體體型？或是年齡？為何有一定比例的鰻魚就是無法人工催熟？目前為止鰻魚的生殖還是充滿了謎題。
這也是黃永森老師今年在〈SciMu科學募資平台〉提出的募資專案〈鰻魚人工繁殖：刺激種魚卵巢發育方法改進之研究〉想要解決的問題。

一尾一億日圓的人工繁殖鰻

一隻白鰻要完成完整的生活史，需要經過溯溪下海，超過三千里的漫長遷徙。在人工環境繁殖鰻魚，因此籠罩了許多的難題尚待解決。直到今日，人工養殖的鰻魚種源還是只能來自野外捕捉的鰻苗。
由於日本鰻魚養殖加工是個非常龐大的產業，日本在人工養殖的研究砸下了大筆的經費。2000年的時候養出了第一代人工繁殖達到性成熟的個體3隻，平均每隻花費一億日圓（三百萬台幣），由於實際上一隻鰻魚的平均產卵量是八十萬顆卵，這可說是以「魚海戰術」完成的研究。目前日本在這方面的研究已經養到了F3（第三代人工繁殖的子代）；直到現在的成本是一尾一千萬日圓（三百萬台幣），他們目前期望能做到十年內將成本壓低到一尾一百日元以內。
黃永森老師則自許以自己的實驗室設計，綜合不同的環境調控以及人工注射腦下垂體研磨液，能研發出以簡易設備研究完成的白鰻催熟的操作配方，針對人工養殖建立初步可行可推廣的飼養模式。
「之前曾經達到過GSI（生殖腺指數）超過20，鰻魚約30多就算性成熟了。」
國內嘗試養殖種鰻往往大筆投資在設備，受限於自己的經費以及未來的推廣效益，他希望未來參考日本的研究內容，能以簡單而關鍵的設備完成這項飼養模式的開發。

20年後還看得到鰻魚嗎？

2013年開始，農委會公告除花蓮縣及台東縣，其餘縣市每年自3月至10月底，禁止以任何方式捕撈鰻苗，並輔導各縣市政府公告轄屬至少一條河川之中下游流域，全年禁止以任何方式捕撈鰻魚，讓成鰻降河產卵，以增裕鰻魚資源。農委會會採取這樣的措施，主要就是由於近年來全球的鰻苗數量都在逐漸降低，台灣的鰻魚養殖產業也因此而岌岌可危。
談到大家關心的二十年內還吃不吃得到鰻魚飯。黃永森老師表示：「我想20年內應該都還看得到，60年就很難講了。」
他認為，因為鰻魚溯溪的生活範圍很廣，從台灣、中國大陸沿海一路到東北亞韓國日本一帶，所以鰻苗被捕捉殲滅的速度沒有那麼快，這麼大的範圍，讓牠們至少還有一點點喘息的空間，但是在鰻苗日漸減少、價格越來越高的情況下，可以預見捕捉範圍會逐漸擴大。實際上最有效的資源管理方法，就是這段時間裡大家都不要抓。或者至少在最密集的冬天時段仍然要限制一些時間留給鰻魚苗生路。
對於有些人提議採取放流鰻魚這項保育措施，他則採取比較保守的看法。一方面，人工飼養出來的個體，很難確定鰻魚會不會已經感染了什麼疾病，如此對於野外的族群有可能會有影響；另一方面，人為放鰻魚入海，可實際上的被放流的個體很可能還沒成熟，尚未達到自然界鰻魚回歸大海時的生理狀態。近年來的保育趨勢強調「棲地保育」，只對著一個單一物種用盡資源效用不大，倒不如有效地保護牠們的棲息環境。

科學還只是真理大海之前的小貝殼

Q：請黃永森老師提供一些建言給泛科學的讀者。
A：（頓一下）科學不是人生唯一的解答。
對生命科學有接觸的人都知道，這些年做生科研究的成本越來越高，實際上的發現卻越了越少。以這些年很熱門的癌症研究為例子，每個學生報論文結論都說，這個研究可以替癌症治療帶來一線曙光，聽一聽就會覺得，這麼多年來這麼多個一線曙光加起來總該天亮了吧。
並不是說科學方法或科學態度是錯誤的，而是我們常用的科學研究方法重點在於控制變因，找出那個細節對結果最有影響；對於一些複雜系統的解謎能力相對地弱，只強調科學方法有些時候反而會對於解讀問題構成阻礙。就像我們現在談到中醫，中醫的系統不完全科學，有時候卻能解決西醫無法解決的問題。
科學研究，大概就像牛頓的名言：我們就像在海邊玩的小孩，會為了偶爾撿到的小石頭和貝殼欣喜，卻對面前的真理大海視若無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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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現在的鰻魚飯越來越貴越來越少？因為到今日所有鰻苗都還是來自越來越少的野外撈捕。想在人工環境下繁殖鰻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本研究需要你支持，挑戰鰻魚人工繁殖第一步：改進刺激種魚卵巢發育之方法。

鰻魚研究的募款網站

以下連結是鰻魚研究的募款網站:

http://www.scimu.tw/projects/65

請幫忙多多幫忙轉發。

這是一個嘗試，看能不能用民間的力量，去改變國家的農業發展政策與資源分配比例；對台灣，鰻魚不是很重要!但也滿重要的，可惜官方資源的分配並沒有看到基礎生殖生理研究的這一塊，唯有利用民間得力量，做出一點成績，官方才會來錦上添花!

鰻魚口味可樂!!!

日本開發鰻魚口味可樂

2015年07月03日21:54  (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0703/641224/)

位於日本靜岡縣的木村飲料株式會社宣布，耗資3年，終於成功開發出鰻魚口味的可樂。這瓶可樂添加了鰻魚萃取物，連配色都特別做成類似鰻魚飯醬汁的顏色，據說喝起來像吃鰻魚飯的味道。

這款可樂將於本月21日起，在靜岡縣內的高速公路休息站及特產店內販售，每瓶240cc，售價200日圓（約50元台幣）。

對於鰻魚可樂，日本網友吐槽，「要出也該出鰻魚茶吧，怎會是可樂(靜岡的特產明明是茶)」、「看起來就像醬油」、「白白浪費了三年的寶貴時間」、「喝了會有魚腥味吧」。

木村飲料過去也曾推出咖哩口味的汽水、抹茶口味的可樂，而且全都大賣上百萬瓶。